合浦县学生运动记往

编辑日期:2014-05-13 08:32:00   

罗文洪

 

    合浦县虽然地处祖国边陲,却是历代廉州府府治,是广东省第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比较发达。全县除省立廉州中学(原省立第十一中学)外,设有第一(北海)中学,第二(福旺)中学,第三(南康)中学,第四(张黄)中学,第五(公馆)中学,还有私立海门中学和一批各种专业的职业学校,小学更是星罗棋布,遍及各个乡镇。各中学尤其是廉中和一中早年毕业的学生,不少人分别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升学。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和直接参加各大城市的青年运动的实践,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党所领导的革命团体。他们一直利用与母校同学的通讯联络和寒暑假返乡度假的机会,向母校同学传播革命思想,传递进步书刊,介绍大城市青年运动的经验,直接影响和推动着合浦学生运动的开展。因此,可以说合浦的学生运动是和全国青年运动一脉相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原名周崇和,出生于合浦县城。早在30年代我在小学、中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了合浦的青年学生运动。虽然已事隔四、五十年,但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情况,至今还留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最早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三省,独夫民贼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政策,一方面严令东北军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却调集20万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于是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东北3千万同胞便沦为亡国奴。而日寇则得寸进尺,继续疯狂地向华北、西北扩张,并公然于1932128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无不义愤填膺,奔走呼号抗日救亡。不少国民党的爱国将士,如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蔡廷锴部,毅然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这就是名载史册的“一二八”淞沪抗日,他们的英勇卫国义举,获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汹涌澎湃的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地向全国扩展开来。

    在合浦、廉州中学的进步学生韩师琪、陈贻芬、何世权、何承尉等联络北海一中的苏觉民、赵世尧、冯廉先等人,发动廉州、北海的中、小学爱国师生,分别成立“合浦民众抗日后援会”、“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大批援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宣传队、纠察队,走上街头,走向城郊农村,向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控诉日寇侵占东北后恣意奸淫虏掠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同时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发动群众抵制仇(日)货,献金、慰劳声援前方抗日将士,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那时,我高小还未毕业,也在进步老师的领导下,发动一些高年级同学,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队伍中去。我们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义卖(卖花)、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慰问在上海英勇作战的将士。还宣传抵制日货,记得当时,流行着一首《抵制日货》的歌子,歌词是:“走私货真便宜,奸商人贪小利,可是我问你,卖了一匹布,赚得几毛几?要知敌人拿了你的钱,立刻变成他的枪弹子,一颗颗,一颗颗,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窝里。”我们小学生,就是唱着这支通俗易懂的歌曲,穿街走巷,宣传发动群众不买、不卖日本货的,有时也在大同学组织的纠察队的带领下,一面宣传,一面到奸商的店里查抄旧本货。

    19322月的一天,传来淞沪前线战讯:我十九路军坚守八字桥阵地,粉碎了日寇的多次进攻,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战绩辉煌。《合浦日报》为此专门印发了“捷报”、“号外”,广为散发,一时间,廉(州)、北(海)城镇人心振奋,炮竹齐鸣。廉城各中、小学师生,立即组织祝捷大会,游行示威,庆祝抗日胜利,游行队伍所经过的街道,广大市民、机关职工、商店员工,纷纷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汇成一股抗日洪流。当游行队伍经过中山路和西门外商业区时。检查日货的纠察队冲进几间经事先调查登记,贩卖日货最多的商号。查抄出大量日货,堆放在马路上,当众放火焚烧。熊熊的抗日火焰,激励着围观的人群,一时欢呼声,“动员起来抵制日货!”“慷慨捐输支援前方抗日将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震天动地,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1934年,驻防绥远的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所属马占山部,英勇抵抗日寇入侵,于百灵庙一役,击毙日军司令官木村中将,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消息传来,廉州中学和北海一中的同学,又一次发动廉州、北海爱国青年,组织祝捷大会,游行示威,掀起更大规模的“援绥”、“援马”的抗日救亡运动。

    由廉州、北海点燃起来的抗日烽火,迅速向各墟镇漫延开来,掀起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当时,遵令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视抗日救国为有罪的国民党政府,对此惊恐万状,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压制以至扑灭抗日火焰,早在群众游行示威、抄查、焚烧仇货时,反动政府就曾派出军警赶到现场,借口维持秩序,实则公然实行武装镇压。只是慑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少数军警终于无能为力。国民党当局深知,全县抗日救亡的烽火,是由各学校的革命师生点燃起来的。因此密令各学校的训育主任,对学生严加管教,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惜以纪律制裁。于是发生了北海一中的训育主任,公开诬蔑参加游行的学生为“流氓”、“娼妓”,遭到全校学生的愤怒声讨;在廉中,由于校长伍瑞楷比较开明,训育主任李云鹤则采用两面派手法:一面伪称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同情,却大谈“读书救国”滥调,说什么对日和战大计,政府自有主张,还有国联会主持公道,做学生的只有好好读书,不要干预国政;一方面却调查开列抗日积极分子的黑名单,暗中监视,寻找借口,准备予以制裁。国民党这一压制措施,连对小学生也不例外,我们一高(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训育主任蒋志遂(廉中师范科学生、兼任),对我们几个带头参加救亡运动的同学大加训斥,宣布各记大过一次,如再闹事就要开除学籍。是年,我的“操行”被评为丁等。不发给毕业证书。1932年夏,我只好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廉中读初中。

 

“艺官学社”和廉中的第一个“读书会”的成立

    经过“九一八”、“一二八”等几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广大爱国学生深深地感到,要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必须团结起来,同执行卖国投降政策的政府当局进行斗争,才能取得爱国自由的权利,因此,有了组织起来,建立进步学生团体的要求。大约1933年冬至1934年春夏,廉中的学生运动骨干分子何世权、何承蔚、韩师琪、陈贻芬等发起组织“艺官学术研究社”(简称“艺官学社”)。取“艺术之宫”之意,为取得合法地位和活动上的方便,公开宣布以研究文艺创作,推广新文化为宗旨,实际上活动内容包括学习新思想;同时研究时事政治,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青年运动的发展,更多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艺官”的宗旨和目的,获得广大进步学生的拥护,纷纷自动参加,校内许多班级都成立了分社,我当时在初中二年级,与谢有干同学同是最早的参加者。“艺官”组织迅速壮大,至1934年底。从校内发展到校外,许多小学教师,文化工作者也先后参加到“艺宫”中来,因此将名称改为“合浦艺官学术研究社”。

“艺官”一成立就开展丰审多彩的活动:除了定期以壁报或刻印形式出版《艺富》周刊和两期铅印的《镭光》之外,开办国语拉丁化研究班、世界语研究班、哲学研究班,开始时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思想方法论》,曾联系实际,专门组织社员讨论过“在国难当头,青年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问题,还多次在中山公园、东坡公园水上茶楼,举行茶话会,座谈讨论时事政治或学术问题。记得举行一次规模很大的社员文学艺术作品展览会,展出各类文学作品100多篇,油画、国画、板画(木刻)20多幅。我清楚地记得:作品中有收集何世权、何承蔚两同学的作品的《二何集》(刻印本),我自己也写有以红军长征故事为素材,歌颂朱总司令的报告文学《将军与战士》和讽刺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杂感《病》,谢有干同学写有抒发爱国情怀的长诗《狂徒之歌》。这次展览,对在全体同学中推动革命文艺和艺术创作,以至对抗日救国的思想鼓动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几乎是“艺宫社”成立的同一时期,北海一中的学生运动骨干苏觉民、赵世尧、冯廉先等人,也先后成立“末然社”、“新哲学研究社”,组织社员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时事政治,也办过拉丁化研究班,世界语研究班。本来“合浦艺官社”是准备在北海成立分社的,但鉴于“末然社”已经成立,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组织性质和任务是一致的。两个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作上也互相配合,同样起着学生运动指挥的作用,这就没有必要贯以组织上的统一名称了。

    1935年,全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之后,继续向华北扩张,公然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并指使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一举并吞整个华北5省,而国民党政府则一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以何应钦为代表,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拱手奉送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于8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118日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12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几千名爱国学生,冲破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涌向天安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一二九”运动的抗日风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正当“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发展的1936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华北局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南下广州,有计划地领导广东的青年运动,并着手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类似苏区的共青团),为恢复广东共产党组织做好组织准备。“中青”首先在中山大学建立。当时正在中大读书的合浦进步学生冯道先、杜渐蓬、张进煊等,首先参加了“中青”组织,冯道先在1936年春的一次示威游行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幸牺牲,杜渐蓬于1936年秋因受  反动势力迫害神经错乱,以致碰撞火车遇难,张进煊以后由“中青”转入共产党,此外还有在广州读书的李仕洋、赵世尧,也先后于19361937年间加入“中青”。他们在广州读书期间,一直保持同母校同学的联络,有时报导各大城市学生运动情况,有时寄进步书刊,这对于帮助合浦学生的思想进步和推动学生运动的开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寒暑假期间,他们都利用返乡度假的机会,直接指导廉中、一中的学生积极分子学习、工作,据我所知,最早回廉中传播革命思想的是杜渐蓬,自1937年春以后是张进煊,回北海活动的则是赵世尧。

对杜渐蓬学长,我们都习惯称他为杜哥,他家住县城北门外——北河,每逢假期,“艺官”的一批积极分子,都曾到过他的家里,接受他的教育。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36年的假期,杜哥又回来度假了。那时韩师琪、何世权等“艺宫”的创始人都已毕业离校,而由吴裕春、罗永玑,李华良、伍雍娴和我几个人接替了“艺宫”的领导责任。我们5个人照例邀同到杜哥家里,聆听他的教导。这次聚会持续了好几天,他对我们讲了许多我们前所未闻的革命道理: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谈到国民党政权代表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从宣讲中共中央的《告同胞书》和《抗日救国宣言》,阐述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介绍“一二九”后全国青年运动的情况、经验,谈到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建立革命团体的重要性,对于这些新鲜的革命理论知识,我们当时都尽可能作了记录,并且原原本本地传达到“艺宫”的积极分子中去,组织社员们学习讨论。   

正是在杜哥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成立了廉中的第一个秘密“读书会”,开始时,基本成员只有罗永玑、吴裕春、李华良、伍雍娴和我5个人,随后分别吸收了王惠兰、邹优瑜(邹瑜)、李辛农(李廉东)、伍雍谊、王琼行、黄永寿、罗承业、凌瑜(林玉)等一批“艺宫”的积极分子参加,编成几个学习小组,“读书会”定期召开小组会议,主要是讨论学习的心得体会,有时也研究有关学运的工作问题,还规定在一定时间内  专门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此,“艺富学社”以至整个进步学生队伍里,就有了自己的核心组织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年的秋天,广九铁路石牌段上的一次火车事故,夺走了我们敬爱的良师益友——杜哥的生命,噩耗传来,廉中同学无不万分悲痛!可幸的是,由杜哥一手培植起来的“廉中读书会”这株幼苗,不久又有了新的灌溉人;共产党员张进煊19372月回合浦,先在五中后到廉中教学。可能是中大合浦学生曾共同研究过合浦学生运动情况吧,张老师回到合浦,很快就和我们“读书会”接上了关系,同时提供给我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雎物主义》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张老师还在公馆教学时,每隔一、两个月都回廉州帮助我们制订学习计划,拟就学习提纲,具体指导我们进行学习讨论,我们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逐渐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思想、信念的。直至1938年我们高中毕业,原廉中“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先后参加了巾国共产党,虽然这是后话了,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这批青年学生,能从开始仅具有纯真的爱国主义思想,到建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目标,到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归功于向我们传播马列主义的启蒙导师杜渐蓬和革命引路人张进煊老师的谆谆教导。

 

廉中的倒范学潮

    1935年秋,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任范公镇充当廉州中学校长,随同来的训育主任徐方贤,这两个人都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也没有办学的资历,而是陈济棠为罗致县政官员举办的“政治深造班”的学员。范在高级班(候选县长)毕业;徐是初级班(候选县级科局长)毕业,还有跟范来的一个“公民”教师也是政治深造班毕业的,军训主任是个抽大烟的落伍少校,一个体育教员也是燕塘军校出身的,和几个阿七阿八的所谓“教师”。

    这一批家伙全是一砦落魄政客、落伍军人之类的人物,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政治上十分反动,他们互相依靠,狼狈为奸。就在范公镇来到廉中的第一个学期里,就于了几件暴露他的反动政治面目的大事,第一件事是极力提倡尊孔读经,他规定初中各年级都要读“四书”,高中则读“五经”。所有“书”,“经”课程都由他带来的几个狐群狗党担任,并且都采用封建时代的塾师教蒙童一样的教学方法,要学生“背诵”、“默写”。第二件事是强制实施法西斯式的军洲。成就了廉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训处”,主任是那个落伍的少校军官,还有一个上尉、一个中尉和2个少尉教官。军训课只开“术科”,不开“学科”,所谓术科,也只着重制式教练,完全搬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步兵操典》,尽搞什么“立正——挺胸收腹,两眼平视,双手垂直,双腿并拢……泰山压顶不弯腰,猛虎在前不畏缩”的那套教条。教官们又个个如狼似虎,出操时动作稍有迟慢或一点不符合要求,动辄就以拳打脚踢,还宣布执行“内务条例”,每周几次突然进行内务检查,完全把学生当作士兵,把学校变成了军营。第三件事是查禁进步书刊,控制学生思想,学校当局公开布告严禁学生阅读所谓“反动书刊”,连象《大众生活》那样公开发行的刊物,也列举了四条“罪状”:一、鼓动民众武装抗日;二、企图打倒国民政府;三、攻击本党外交政策;四、宣传共产党抗日方针。总之,凡是宣传抗日救国的读物都一律禁止阅读,尤其恶劣的是,范公镇本人、训育主任和几个军事教官。时常窜到学生宿舍进行突击搜查,发现“违禁”书籍,一律没收,并且把阅读者登记上黑名单,随时监视。第四件事是阴谋开除进步学生,他们利用期终考试的时机,特意在高中班进行一次旨在检查学生思想的政治测验,试卷中有“提倡读经是对的”和“陈济棠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两道是非题。因为我和几位同学都作了否定的答案,范公镇亲自评卷,他就在我们的卷首上批了“政治错误、思想危险”8个大字。我们这几个同学平时又是喜欢阅读进步书籍的。因此,他就给我们扣上“危险分子”的罪名,下了条子给总务处,在新学期开始时不让我们缴费注册,实际等于开除学籍,这件事被一位正直的教务员泄漏出来,我立即找范公镇说理、斗争。我单刀直入地问他:“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政治测验中答错了题就决定不让我们注册——将我们开除?”他一时无言以对,我进一步说:“学校进行期终考试,我们并不反对,答错了只能按题扣分,怎么能乱加莫须有的政治帽子?这是什么制度、哪条校规规定的?”他眼见阴谋已经暴露又理屈词穷,不得不又亲自写了一张“准予周崇和、×××等同学交费注册”的字条给我。这件事表面是算上解决了,但联系学校一学期来他所实行的一系列倒行逆拖,范公镇的反动政治面目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也是在这一学期里,范、徐两人连续出了几次表现他们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大洋相。一次是徐方贤在我们高一班上课时,竟然胡诌什么:“……德国首相慕沙里尼……”当场就有几位同学同时站起来质问:“请问徐先生,世界上共有  几个慕沙里尼?”他当时还妄知所以地说:“当然只有一个啦。”同学们追问:“那为什么意大利有个首相叫做慕沙里尼,你又说出一个德国首相慕沙里尼来呢?”这才弄得他面红耳赤,窘态百出,引起全班同学一阵哄堂大笑之后,纷纷  走出课堂。从此他就不敢再来上课了。又一次,徐方贤在布告牌上贴出一张招领启事,原文是“兹拾到钢笔一枝,失来领。”因为文字不通,引起一群人围观议论,有人故意去请范校长出来解释,范来一看就说:“啊啊!是写漏了一个字。”连忙在“失”字之旁加上一个“者”字,改成“失者来领”。可是徐方贤看见,又用毛笔将“者”字涂改为一个“,”点,变成了“失,来领”,他们两个人这一番丑表功,招来了更多的围观人群。一下子,关于“招领启事”的特号丑闻就在整个校园传开了,直令到广大师生无不啼笑皆非。

    范公镇执掌廉中仅仅半年,就干了那么多坏事,出了那么多丑事,堂堂钦廉四属最高学府,素具盛名的学生运动基地,岂容这些反动透顶、愚昧无知之徒胡作非为!因此,广大,同学为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争取读书自由、爱国自由,早就有了“驱徐倒范”的要求;发动一次全校性的倒范学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函需解决问题,只是如何领导和选择有利的行动时机了。

到底依靠谁来领导这次倒范学潮呢?廉中原路存在两个全校性的学生群众组织,“艺宫社”之外还有“神灯社”。 “神灯社”的主要领导是师范高年级学生苏立圣、庞乘风和蒋志遂,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他们的一贯主张是学生只应循规蹈矩,安分读书,绝不宜过问时政,曾公开指责“艺宫社”宣传抗日救国是“唱高调”,是越轨行为,对于范公镇的种种倒行逆施,尽管广大同学包括“神灯社”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表示反对,但其少数负责人却足唯命是从,随声附和,他们同范公镇之间,无形中建立了“你拥护我,我支持你”的关系,在范的大力支持下,“神灯社”掌握着当时的学生会的领导权;学生会也就变成了学段当局的御用工具。依靠“神灯社”或学生会来发动倒范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于是“艺宫社”就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承担了组织领导这次倒范的斗争了。

    1936年春,新的学期开学不久,范公镇又出了一手新招。他突然出了一通告示:限令男女学生一律剪短发,规定男生剪成陆军头,发长小得超过3公分;女生留发不得过耳。这一无理的规定,当然地遭到全体同学的抵制。几天过去了,范公镇见到同学们对他的告示全然不予理睬,就气急败坏,竟指使几个军事教官,手持剪刀,把守校门,对进入校门的同学实行动手强制剪发。于是激起了同学们的更人愤怒,大家便顺势拒绝回校上课,这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全体同学罢课,驱除范公镇的有利时机。

“艺宫学社”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发动倒范运动的具体行动和斗争策略问题。首先对斗争形纷作了估计,大家一致认为:由于范公镇实行的一系列反动措施,早已引起全体同学的强烈不满,倒范已经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这次发动罢课是由“剪发事件”引起的,出师有名,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决定立即发动全体性的倒范学潮,并经研究提出:“反对封建奴化教育!”“反对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打倒学阀范公镇!”“要爱国自由!”“要读书自由!”几个口号,以此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会议还决定以“艺宫学社”为学期的总指挥,不另设“罢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所有文告、标语都是以“廉州中学全体学生”的名义发布,总指挥部设在阜民北路“有生号”何世权同学家里,总指挥部下分文书组,负责写标语和起草文告;联络组,负责对内对外联系事宜;纠察组,负责领导纠察队,防备学校当局及少数走狗破坏罢课和保护各项工作行动的安全。

会议结束,大家便分头进行工作。分布在各班的“艺宫社”的积极分子,各自深入学生宿舍、同学的家庭“随(蔡?)达书院”等外地同学的住处,进行串联发动。全体同学无不一致同意罢课。何世权、何承尉、韩师琪等几个“艺宫社”领导人则分别向各位老师说明发起罢课的原因和驱徐倒范的要求,许多耻与范、徐等败类为伍的老师,都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岑孝祥等一些有威望的老师还直接参加了倒范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还印制了一份《为驱逐范公镇告父老家长书》,在县城广为散发,《告父老书》除历数范公镇的上述种种罪行之外,还加上他假借兴建“公镇堂”的名义,摊派学生捐款中饱私囊及白吞两次考生报名费等贪污劣迹。事实充分说明,廉中学生要打倒范公镇是有理有据的。因此,获得学生家长和社会上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北海市学生也发表声明,表示积极支持。于是,一个学生罢课,老师罢教,家长支持,社会同情的倒范运动,很快就掀起了高潮。   

陷于四面楚歌境地的范公镇,开始时还散发过一份《辩白书》,力图为自己开脱罪责。我们又针锋相对,及时发出《驳范公镇的辩白》传单,对范的辩解逐一加以批驳,范的种种罪行欲盖弥彰,范公镇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筹莫展了。

    我们的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伪省教育厅派了几名干员前来调解,据说厅长也亲临合浦处理廉中学潮,他们来到合浦,照例是先摆摆官威,无非是召见学生代表,训斥我们不守校规,荒废学业,限令我们复课,并以再不复课就开除学籍相威胁。我们的代表当即据理力辩是非,大意说:我们处在学生时期,第一目的就是求学——追求新的科学知识,谁也不愿意荒废学业,但是,教育厅派象范公镇、徐方贤这样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人来领导办学,他们一味胡作非为,甚至连学生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使学生安心读书?即如这次罢课,也正是范公镇迫出来的。接着我们的代表提出复课的几项条件:一、撤除范公镇校长、徐方贤训育主任职务,另委贤能的人来主持学校,并甄别教师,将未经大学毕业的一律撤职;二、彻底改善军训,废除打骂制度;三、取消“经”、“书”课程,取消读书禁令,允许学生自由阅读课外书籍;四、范公镇公开承认强制学生剪发的错误。对于我们的合理要求,教育厅的老爷们不敢断然拒绝,但却采取缓兵之计,要我们先复课而后谈条件,我们坚持先答应条件然后复课。几经谈判,由于全体同学团结一致,态度坚决,而且范公镇的罪状昭著,就连教育厅长也感到实在爱莫能助了,这才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徐方贤当即宣布撤职,教育厅保证,待学期终结,即选派合适人员接替范公镇校长职务,其他条件一切照办。最后我们还要学校当局保证不得开除学生,也被接受了。迨至学期要结束,省里委派合浦籍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蔡振伟到廉中担任校长,韩朗周任教务主任,钟心任训育主任,还有张存芳、张进煊(党员)等一批进步老师来廉中任课。他们到廉中后,对范公镇推行的一切反动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受到全  体同学的热烈拥护。至此,廉中的倒范学潮,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北海事件”前后

    193693日,驻北海的抗日军队在进步学生团体的支持下,刺杀潜伏北海的日本间谍中野顺三。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气势汹汹,开来了4艘兵舰,声言要血洗北海。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北海事件”,国际上称为“东京湾事件”。

    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其海军特务部早就有计划地派遣间谍在我国南方沿海的北海、海口等城市建立情报据点,长期潜伏,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详细情报,为其武装占领预作准备。中野顺三本是日本海军特务部官佐(一说是日本浪人),于1911年受派遣到北海,在珠海中路开设“和生堂”药店,后因中野直属日本驻香港特务机关“丸一药行”领导,才改名为“丸一药房”。它表面上以经售大学眼药水、木虱药及各种日本成药为业,实则专门进行搜集情报活动。中野经常以钓鱼、打猎、旅游等作掩护,出没于冠头岭、围洲岛、斜阳岛等地,进行观察地形、绘制地图,测量各港湾岛屿水深、潮汐涨落情况等特务活动,他在北海居留20多年,已娶妻生子,并且学得一口流顺的北海方言。平常一方面施以小恩小惠拉拢地痞流氓,作他的耳目手足,一方面利用他“日侨”的特殊身份,对街坊邻里作威作福,称王道霸,就连他的儿子中野辉雄也常常欺凌同学。北海的学生抗日团体,早已掌握了中野进行特务活动的充分证据;北海市民也已对中野恨之入骨,无奈国民党政府实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授予外侨享有特权,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已。

    1936年夏秋之间,曾在淞沪抗日,以后又拒绝执行蒋介石入赣“剿共”命令而举行反蒋起义,成立“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原十九路军将士,利用当时两广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重新编组十九路军1个师——六十师,任命翁照垣为师长。该师于8月间进驻合浦,立即驱逐贪官污吏,建立了合浦县及北海镇的反蒋抗日政权,民主选举区、乡政府,积极推行禁娼、禁赌、惩办贪污等法令,深受群众欢迎。该师的一些政工人员,还主动与廉中、一中的进步学生联系,号召学生组织抗日团体,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有位自称为“大猪”的政工人员负责和我们廉中联系,我和吴裕春、罗永玑曾同他开过几次座谈会,他在言谈中暗示他是共产党员。虽然我们觉得他的一些言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宣言》和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不尽一致,对他的党员身份持有保留态度,但对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主张以及行政上的进步措施,我们是拥护的,因此,积极配合他们,串联发动廉州各学校师生重建“抗日救国会,组织学生宣传队伍,在城区和四乡发动群众拥军(十九路军)和贯彻新政府的政令。当时廉中校长蔡振伟也大力支持我们的活动,因此廉中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蓬勃地开展起来。

    进驻北海的十九路军部队,也派出政工人员到一中联系,得到一中进步学生冯廉先、吴世光及已毕业学生赵世尧(已参加中青)的支持和配合,组织一中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建立青年学生、商人、渔民抗日团体。赵世尧、冯廉先乘机向驻军政工人员钟俊山、翁绍志揭露了日谍中野顺三长期进行特务活动的具体情况。这一重要情况一直报告到师长翁照垣那里,翁照垣毅然决定处决中野顺三,彻底拔除“丸一药房”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暗藏的情报据点,并具体指定由驻北海部队的领导和北海青年救亡团体共同筹划执行。一中学生运动的指导人赵世尧参加了这次行动的策划。经过研究,由部队的一位副营长带领4名精干的战士,采取周密方式,刺杀中野顺三。

    93日黄昏后,各商店大都已经收市了,“丸一药房”也只剩下一个店员在料理铺面。5个身着便装的“顾客”进入店内,声称要找中野老板商谈业务,药房的店员示意老板在楼上,顾客们就直上二楼的厅堂,一位50多岁留着仁丹须子的人,座在太师椅上品茶,他见有客人进来,连忙站起来鞠躬让座,为了验明正身,“客人”问:“你是中野先生吗?我们要和你谈一笔生意。”开始他还客气地答说:“敝人正是中野。”但当他定眼一看,见几个身躯魁伟,威风凛凛的人站在面前,当时怔了一怔,忙说:“你们不是来买药的吧?”这时领头的客人也就直截了当地说:“是的,我们并不买药,我们今天是来和你算帐的,你欠中国人民的帐太多也太久,今天该总清算了。”中野刚想转身逃避,一个战士抢上前去一手抓住他的衣领,迅速在他的背后捅上一匕首,中野只咕出一声“哎哟”便倒在楼板上,另一位战士再在他的胸部、腹部补上几刀,这个潜伏在中国南方城市20多年、恶贯满盈的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就一命呜呼了。勇士们乘势冲进中野的秘室,当场搜出猎枪、各式手枪多支,但来不及打开他的夹万搜查他的情报资料,这次行动,干净利索,前后不到10分钟,就胜利完成了任务。

    日本潜伏特务中野顺三被北海军民处决的消息,不胫而走,刹时就传遍了廉(州)、北(海)城乡。人人额手称庆,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更激起了一股拥护十九路军抗日的热潮。可是几天后,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已将中野死讯报告了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帝国政府借口“侨民被害”,公然向我国政府提出抗议,同时气势汹汹从东京湾开来4艘军舰,扬言要武装登陆,血洗北海,形势十分紧张。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可能武装侵略的紧迫情况,北海进步学生团体的负责人赵世尧、冯廉先、吴世光、王文坤等及时到廉州与“艺宫社”的吴裕春、罗永玑、李华良和我联系,还争取了“神灯社”的朱兰清等参加,召开联席会议,当经一致决定:全国爱国青年学生紧急行动起来,积极发动各阶层群众拥军抗日;并提出“坚决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誓死保卫大北海!”“誓死保卫大合浦!”统一口号。会议结束立即分头行动,在北海由青年学生发起,联系工人、市民、渔民群众数千人,于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人民拥护十九路军抗日誓师大会”。群众代表赵世尧在会上揭露日本间谍中野顺三的种种罪行,痛斥日本侵略。十九路军师长翁照垣也在大会上讲话,表示了全师将士誓死抗日、保卫北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决心。会后,军民团结一致,进行紧张的备战工作,广大群众为军队运砂包、送木料,在海岸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在沿海楼房架设机枪阵地。在廉州方面,廉中学生的几位领导人分别到海门中学,第一高等小学等进行串联发动,组织爱国师生,在县城街区,连续3个晚上举行拥军备战的火炬游击示威,并发动沿海渔民,组织船队供部队从海上往北海运兵,又从陆上由北海调回附城,往来不息;运用疑兵之计,以壮军威。

    912日,国民党两广外交总署秘书凌士芬、省政府秘书杨秉离、第四路军科长沈铣及江防司令部参谋等陪同日本驻广州领事中村,由一小队武装护送,乘坐粤海军“福安舰”进北海港口,声言要登陆调查“中野事件”。当他们一踏上海关码头时,早已严阵以待的十九路军海防部队,便立即枪口相向,喝令他们停止前进,这时,大批群众也闻讯赶到,将他们团团围住,首先命令全部武装人员撤回舰上,并划地为牢,不准他们越雷池一步,随即从群众队伍里站出赵世尧等几位青年学生代表,当场质问凌士芬:“为什么东三省千百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凌辱,你们不去调查,而北海民众制裁了一个日本间谍你却来调查,到底你是中国的外交官,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义正词严,既是对凌士芬等的斥责,也是对在场的日本领事的声讨,弄得凌士芬等人哑口无言,困窘万状,直至驻北海的十九路军代表陈汉流赶到现场,向群众做了一番说服工作,才允许中国政府方面5人,前往北海市政局谈判,群众队伍也同时涌向市政局前抗议示威,正式谈判在市政局会议厅进行,由凌士芬等5人代表省方;十九路军参谋长丘国珍、合浦县长林宗汉代表地方军政机关,青年学生赵世尧、冯廉先、吴世光等7人作为群众代表参加谈判,在谈判桌上,北海军民代表一方面向凌士芬等展示中野顺三在北海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证,指出北海民众刺杀中野完全有理有据,中野被处决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不必要进行什么调查;另方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借故扩大事态,陈兵东京湾是其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南方的大暴露。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令其撤去全部军舰,停止战争威胁。驻军代表并明确表示,倘使日军敢于登陆,我廉(州)北(海)军民,必将团结一致,誓死抗战,保卫合浦人民的生命财产。与此同时,在市政局外面示威的群众,也纷纷向凌士芬递交抵制调查的抗议书和表示抗日决心的请愿书。面对北海军民代表的坚决态度和广大群众的反日高昂情绪,凌士芬等不得不放弃调查,但对向日方抗议一事,始终不肯表示态度。于是,谈判遂宣告结束,当即由群众代表命令凌士芬按指定路线退回“福安舰”去。

    当他们撤出市政局走上街头时,事先组织好的群众队伍,尾随其后,打着“团结抗日”的横幅,高呼“反对屈辱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就这样,把国民党政府原先计划进行的关于“中野事件”的中日联合调查,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蒋抗日示威游行。

    在这次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外交的斗争中,北海的青年学生,在宣传发动、组织码头工人、渔民、市民各方面,充分发挥了桥梁和先锋作用,这是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对青年队伍本身,也从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觉悟大大提高,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了。

    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战争威胁仍然有增无已;日舰仍日夜在北海海面游弋,随时有登陆的危险,廉北军民,正进一步加紧备战,北海一中的赵世尧、冯廉先、王文昆、何国达、黄人善、周志刚等一批学生运动骨干分子,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到抗日军队中去,有的编入政治部的政工组,有的参加了学生军。在廉州,廉中同学通过校长蔡振伟向部队领到步枪100支,分配到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手里,编组成一个连的临时连队,并积极主动要求学校派军事教官,进行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投掷手榴弹、阵地防御等军事训练,以备一旦日寇发动进攻,立即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保卫乡土。

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也觉察到了合浦军民的抗战决心,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贸然诉诸武力,决不会捡到什么便宜。因此,便转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以外交手段,捞取好处。而一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则卑躬屈辱,尽量满足日本关于处理“中野事件”的意愿。一面命令广东军阀余汉谋,不惜以武力解决十九路军六十师,并严惩所谓“赤化分子”以安抚日方;一面向日方道歉,赔款3万元,从优抚恤中野的家属,以求对日妥协。    

风云突变,余汉谋部谭邃、巫剑雄两个整师,杀气腾腾地向南路开来,十九路军六十师为顾全大局,避免内战,忍痛撤出合浦,原已参军的一中学生,也即退出部队返回学校。谭邃的一五九师占领合浦后,首先宣布解散六十师建立的县、市各级抗日政权,迅速恢复廉州、北海的黑暗统治;其次是在军事力量的保护下,重组中、日联合调查组,强行关于“中野事件”的第二调查,并按照日方要求,处理各项善后工作,紧接着就拿起屠刀,向爱国青年学生的头上砍来,从北海开始,一下子就逮捕了赵世尧、冯廉先、王文昆、伍朝汉、岑嘉毅、张家保等12位青年学生。搜捕范围逐步扩大,又在廉州逮捕了从一中转学到廉中的张文纲,在常乐逮捕李仕寂。反动派的魔掌所及,也不管你与“中野事件”是否直接关系,总之凡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在他们逮捕的黑名单之列。当张文纲同学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廉中之时,在韩朗周、张进煊老师的布置和蔡振伟校长的默许下,吴裕春、罗永玑和我等几位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及时向农村疏散掩蔽,因此得以幸免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将大批爱国青年学生投入监狱,对他们施用严讯拷问,威迫利诱,甚至采取假枪毙等法西斯式酷刑,逼令他们交代与共产党的关系,但实际上,当时在北海根本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存在,就连党组织派进六十师中进行秘密活动的个别党员如翁照垣的秘书张梅生,在“中野事件”发生的前后,都没有公开出头露面。因此,任由反动派使尽种种卑鄙残暴手段,也始终不能从这些爱国青年学生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情况,最后,只好将他们交保释放。

    合浦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这次狂风暴雨的摧残,表面上暂时转入了低潮,其实广大青年队伍,通过这次严酷的斗争实践,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共投降狰狞面目,思想觉悟大大得高了,斗争经验更丰富了,蕴藏在广大青年中的反蒋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了。

 

全国抗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36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使蒋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亲临西安,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一度遭受反动派镇压暂时消沉的合浦学生运动,又开始复苏而且迅速走向高潮。

    《合浦日报》发布了“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导,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外”,廉中、一中校园内一片欢腾,立即加上大字标题,转抄新闻报导,在校内外张贴,为适应全国团结抗日的需要,迎接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艺官社”的几位负责人经过会谈,主动与“神灯社”的领导人联系,建议两派摒弃前嫌,联合组织合作的学生会,统一领导学生运动。几经协商一致决定:会推在全校同学中享有盛誉的蓝、排、足球健将,中间派王宗煜同学担任学生会主席;由“灯神社”的负责人朱闲清、林崑、莫惟沛,“艺官社”的负责人周崇和、吴裕春、罗永玑、李华良,另吸收中间派的高材生李日藩共9人组成全校学生会干事会;“艺官社”、“神灯社”仍保存自己的组织,但今后全校同学的抗日救亡运动,统一由学生会领导,不再打各自的旗号,这一决定,既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也获得两社成员和广大同学的热烈拥护,从此,廉中的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统一行动、团结战斗的新时期,北海的一中,以前在白色恐怖期间被捕释放,及逃亡外地的学生运动骨干,已先后回校,暂时蛰伏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也都逐渐恢复活动,而且工作更积极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救亡运动合法化了,为使我们的抗日活动取得完全的合法地位,和更能广泛地吸收全体同学到各种抗日组织中来,我们廉中首创成立了“廉中学生抗战服务团”。

    19379月初,新学期开始不久,首先由我和罗永玑、林崑3人,在学生饭堂楼上的高三班宿舍里,共同研究起草一个给蔡振伟校长的关于要求批准成立战事服务团,并请学校加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的呈文;这份文件用文言文体撰写,字字经过推敲,写得文字简练、词意恳切,写成后经同宿舍同学传阅,再由周崇和、罗永玑、林崑、朱闲清、吴裕春、莫惟沛、黄永寿、吴之澍等10多人签名其呈,蔡校长对此事非常重视,两天后即慎重其事地在布告牌上贴出批示:“学生周崇和等呈一件……等由。准此,合应转呈八区党政机关批准成立‘战事服务团’,以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果然,不到几天,就接到国民党第八行政区党部的公文,正式“准予成立‘廉中学生抗战服务团’。任命周崇和为服务团长”(我当时是高三班的班长、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所以学校呈报我担任团长)。专门为着宣布抗战服务团的正式成立,蔡振伟校长亲自召集并主持了有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廉中学生抗战服务团成立大会”。并特地邀请八区专员公署秘书、国民党区、县党部特派员莅会指导,在会上,蔡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热烈号召全体同学踊跃参加各项战时服务工作,还要求全体教师积极支持同学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专署和党部的代表也分别讲了话,最后我代表服务团致了答词,大会开得极其隆重,收到了发动全体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动员的效果。

    “抗战服务团”一经成立,学校领导分工由教务主任韩朗周负责指导我们的工作,首先进行编组队伍及各项训练工作。在短时间内成立起各种宣传队伍:一、以罗永玑、黄永寿、黄锴章等基本队员吸收爱好演剧的同学参加,组成戏剧宣传队,编为几个演出宣传组,由韩朗周老师指导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拾黄金》和韩老师编剧的《丰收之后》等几个街头活报剧;二、以吴裕华(辛莽)、李辛农(李廉乐)、王绍远为基本队员,组织漫画标语宣传组;三、以张文纲、黄国栋、伍雍谊、吴廷贵为骨干,组成几个庞大的歌咏队、晨呼队,此外,还利用韩朗周老师主编、何世权参加编辑的《合浦日报》副刊“抗日号角”作为宣传阵地,组织一些擅长写作的同学为“抗日号角”写稿,开展文字宣传工作。各宣传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就走上街头、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北海一中、公馆五中和一些区、乡的中小学校师生,也先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大约是1938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几乎是一致行动,各学校都派出大批宣传小分队,到各圩镇、农村、渔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发动工人、农民、渔民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同心会”等群众性抗日团体。

    为把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廉中、一中学生还在廉州、北海举办了工人夜校或贫民夜校,廉州的第一间贫民夜校在西门外借一间小学的校舍开办的,由我担任校长,李华良、吴裕春等协办,负责招收廉城未受过初等教育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工人子女入学,分设成人班和儿童班,成人班开语文、算术、历史、政治时事课程,儿童班开语文、算术、常识、音乐课程,除算术采用普通小学课本外,其他课程均由我们自编教材,音乐课选教《义勇军进行曲》、《总动员》、《大刀进行曲》等流行抗日歌曲,上时事课时主要是集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讲述抗战前线军民合作的英勇事迹,这种教育方法,既使学生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激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我们在取得办民校初步经验之后,又由凌瑜(林玉)、罗承业同学负责,在下新桥办起第二间贫民夜校。

1938年春,经县动员委员会批准,在县城成立一个“妇女壮丁预备队”,委任李华良为队长,全队队员七、八十人,除了少数在校女学生外,大部分是社会上的女青年,还有不少家庭妇女,全部都着军装,李华良队长还佩上“精神带”。每天都跑步、出操,还进行救护和各种战事服务的基本知识训练。在廉州这个封建古城,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女兵,对于动员妇女阶层参加抗日救亡,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概自“七·七”事变到1938年春,以青年学生为基干队伍,掀起了合浦全县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大半年的实际斗争和锻炼,政府当局又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尤其是地下党员张进煊、赵世尧重返合浦,加强了青年运动的指导,促进整个青年学生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批新的革命社团适时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北海青年成立了“海燕话剧团”,经常公演反映抗日战争及民主革命的剧目,廉中也在戏剧宣传队的基础上,扩大吸收社会上的戏剧爱好者参加,成立“大众救亡剧团”,排练《八百壮士》、《浮尸》、《春风秋雨》等大型舞台剧,在廉州、北海等各城镇巡回演出;在廉州,何世权、王资桐开办“战时读物供应社”,专门发售马列著作和各种抗日救国书刊;在北海,利培源、郭李晃、岑嘉毅等建立“吴家园图书室”,经常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廉中、一中、五中原组织有系统地学习讨论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有关民主建国的方针、政策。因此,广大青年学生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分子,正以掌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升华到了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更高阶段,所有这些,都为合浦县党组织的重建,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这时,革命圣地——延安已开办“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全国各地革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我们廉中的几位学生运动领导成员,都有去延安学习的要求,但是地下党员张进煊老师认为,目前合浦学生运动正在向高潮发展,领导力量决不能削弱,只能安排少数人先去,以后视情况许可才分批前往,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协商,最后决定让吴裕春、邹优瑜、李率农作为首批到延安学习,并由大家搜集寒衣、旅费,大约2月中旬为他们送行,经广州“八路军驻穗办事处”办理手续后与其他青年结队前往。同此时间,北海一中的林朗大及廉中已转学广州的谢有干同学也从广州启程前往延安,邹、李、谢3人入了“陕公”,吴裕春入“鲁迅艺术学院”,他们都先后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支援一中反叶天一的斗争

    1938年暑假将开始,合浦县政府委任叶天一充当一中校长,叶天一是个私立大学(通称“野鸡大学”)毕业生,而且政治上非常反动。正当一中学生的政治思想不断提高,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县里派个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人物来当校长,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体同学的激烈反对。所以,虽在假期,但经学生会干部的串联发动,绝大部分学生立即赶回学校集中,连日召开大小会议,讨论具体对策和组织行动。当经一致决定:一、全体同学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叶天一到任;二、组织“一中学生请愿团”,直接向县长邱桂兴请愿,要求撤销叶天一的任命;三、争取廉中同学支援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经过与廉中学生会联系,取得廉州方面的青年学生的积极支援。

    7月上旬的一天,当一中请愿团到达廉州时,事先由何世权、李华良和我发动了200多名青年学生配合行动,组成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秩序整然地聚集在合浦县政府门前,要求县长邱桂兴出来接受一中同学的请愿和回答问题。但是邱县长不愿或者不敢亲自接见请愿群众,只叫他的秘书出来传话,要请愿群众派出5名代表同他当面会谈,我们当即临时商谈,推举一中代表庞文隽、耿宪修,×××3人,还有何世权和我共5人为代表。在外面的群众队伍,则由李华良负责指挥。由于我刚毕业高校,何世权早在1935年毕业,都已失去了学生资格,于是便以“文化界代表”身份(何代表《合浦日报》,我代表《大众剧团》),支援学生群众请愿,我们5人进入县政府的会议厅,在座的只有邱桂兴县长和他的秘书两人,会谈这就开始了。

    邱桂兴显然神情紧张却故作镇定地说:“你们今天那么多人到县政府来,为的是什么?”

    一中的代表首先谈明:“我们3人是一中的学生代表,今天我们一部份一中同学专程从北海来廉州,目的是向邱县长请愿——请求县政府撤销叶天一的一中校长的任命……”邱桂兴不待一中代表说完就急着追问:“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政府撤销对叶校长的任命?”

    一中代表说:“众所周知,叶天一只读过私立大学,学识浅薄,威信不高(在这里不便说他政治反动),不但不够资格当一中校长,就是当个高中教师还有困难,因此我们全体同学一致反对叶天一担任校长。”

    何世权接着说:“一中是全县的重点中学,历任校长都是由国内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或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充任的。现在县府派个不知名的私立大学学生去当校长,不但会误人子弟,而且影响政府声誉,有损合浦的教育事业。”我也补充说:“是呀,偌大的一个合浦县,有七间中学,有大批具有正规大学毕业、有办学经验的教师,为什么县府一定要派叶天一这样私立大学生去当校长呢?”表示我们文化界完全支持一中同学的正当要求,请县政府另委贤能充当一中校长。

    邱桂兴蛮不讲理地说:“你们都说叶天一不够资格当校长,难道你们够资格吗?你们几位谁能当校长,说出来我委任你当校长。”

    一中代表说:“邱县长,请你说话要负责任,我们是学生,当然不能当校长,但是如果政府允许我们学生民主选举的话,我们全校同学是能够在二中的教师中挑选出校长来的。”

    最后,邱桂兴愤愤地说:“我是个军人(邱桂兴本是驻军团长兼县长)只讲纪律——绝对服从命令,不习惯什么民主选举,现在政府的任命令已经发出,你们就得服从,不要再滋生事端了。”话一说完就拂袖而去。

    会谈被迫终止,我们也只好撤出县府再研究下一步行动了。不料当我们5人走向县府大门时,却被守门的卫兵拦住,不让我们走出大门。这一情况,聚集在大门外的群众看得清清楚楚,忽然有人大喊一声:“你们看!县府把我们的代表扣留了。”于是我们5人就索性在门房里坐下来,制造代表被扣留的既成事实。代表被扣的消息传开,整个群众队伍的情绪便鼎沸起来。“不准扣留代表!”“立即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j!”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那位县府秘书竟气势汹汹地跑到大门口大声叫喝:“你们闹什么?”“你们是不是要暴动?”他的“暴动”两字刚说出口,顿时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当面责问他:“什么叫做暴动?”“诬蔑请愿群众要暴动该当何罪?”要他叫邱县长亲自出来回答问题。那家伙已自知失言,不敢再哼一声便退缩回去了,但群众并没有就此罢休,仍然坚持要县长出来说话。

    僵持着的局面延续了一个多小时,邱桂兴终于出来了。李华良等心平气和地问他:“邱县长,现在正是团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经公开表示实行民主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今天我们为了请县府撤销叶天一的任命,按照你的要求派出代表同你会谈,完全是遵纪守法行事的,为什么你竟公然扣留我们的代表,还指派你的秘书诬蔑我们要暴动?你实行的是什么政治?请你当众说清楚……”大概邱桂兴也自感理亏,为缓和气氛好下台吧?他用近似道歉的口吻说:“……刚才秘书说过暴动的话,纯属个人的言词失检,我现在声明纠正,至于说扣留代表,那是卫兵在执勤中一时失职产生的误会;我邱某并无留难代表之意,我现在宣布撤去岗警,代表们完全可以自由进出。诸位还有什么意见?”最后群众还提出:“我们请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县政府撤销叶一天的任命,你是否同意,请你作个明确的答复。”邱桂兴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叶天一的任命令已经发出,要改变还得重新研究,我现在一下子不便作出答复,请你们谅解!”

    岗哨既已撤除,对一中校长人选问题,邱桂兴的态度也似有了松动,我们的斗争算是取得初步的胜利了。我们也就撤离出县府,再研究下一步行动。

    第二天,《合浦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北海一中学生在廉中学生和合浦文化界的支持下,为反动县府任命叶天一充任一中校长向县长邱桂兴请愿,县府竟将代表何世权、周崇和、庞文隽,耿宪修、×××等5人扣留,反诬蔑请愿群众要暴动的详细报导,邱桂兴的倒行逆施一经公之于众,立即遭到各阶层人士的非难和指责,邱桂兴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取消了对叶天一的任命,我们的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反叶天一的斗争胜利结束,我们这一批自“一二·九”全国青年运动时进入高中,至1938年抗日高潮时一直在地下党员指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也就毕业离校了。但是在新的一批学生运动骨干,如钟高鉴、伍雍谊、王琼亻于、庞文隽,张九匡等学生运动骨干已经成长起来,同时合浦的党也已由个别地下党员发展到建立了全县的领导机构——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他们这新的一代,在中共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正把合浦的学生运动从高潮引向新的高潮发展,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5年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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