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四清工作总团关于工作团 “四查”情况的报告

编辑日期:2014-05-19 20:59:51   

(1964104)

 

省委并报中南局:

    我们根据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关于集训工作队的指示,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在澄迈、保亭集中9713人(后决定只搞澄迈一个县,保亭干部在查阶级后即集合到澄迈)进行集训。会议分为三段进行:第一段学习中央、主席和少奇同志关于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特点的指示;第二段“四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第三段讨论入手做法。整个集训的重点是工作团本身的“四查”。

    “四查”斗争的激烈程度,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性,大出我们意料之外。加上决心是在实践中不断增加的,因而时间长了一些,走了些弯路。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坚持放手发动群众,抓住解决骨干的问题为重点,结果收效很好,查出了一些问题,给多数干部以生动的阶级教育,使之提高觉悟,放下“包袱”,明确认识,坚定立场,初步学会掌握反对“和平演变”、反对反革命两面政权的理论武器,带着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上阵。

 

(一)

    九月二日开始“四查”,至九月二十六日基本结束,历时二十五天(经济赔退又结合讨论入手工作进行到十月三日)。“四查”分为三段进行:

    第一段查阶级。对所有工作队员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历史等方面进行了一次清查。原准备这一段用五、六天时间,结果用了十五天时间。

    “四查”动员报告后,我们召集各县委书记研究如何领导好查阶级问题。当时大家没有认真对待,根本没有考虑到还要查自己,会上谈笑风生,十分轻松;下边干部普遍反映工作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没什么好查。这些表现引起了我们警惕,紧紧抓住县委书记,批判“无问题”论,指出“无问题”就是有问题,就是“无阶级斗争”论,并决定层层带头,先从县委书记查起。会上大部分县委书记报了下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着重批判了海口市委副书记陈××、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郑×等同志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号召大家都要带头到各自单位去查。部署下去之后,仍然出现严重走过场的现象,县委书记本人在小组会上谈的极为简单,情况摆的不具体,重要关节问题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其他人提意见时,很不严肃认真。琼山县委正、副书记三个人两个半钟头就都“通过”了。即使如此,也暴露出有四个县委书记的阶级成分有重大的疑点。这对我们震动很大,感到问题严重,不能光靠自觉革命,必须有“外力”帮助。紧接着召开县委委员、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提出严字当头,要坚持高标准,首先必须把“四查”搞深搞透,并决定总团正、副团长和省委工作团的厅局长分别到各县领导查阶级。会后广大干部思想上有了震动,开始严肃对待这场斗争。经过了连续两天多的斗争,经过个人报、查、定三道工序,才解决了县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的问题。参加工作团的县委副书记、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87人中(不包省工作团),改变家庭出身的28人,占32%,其中由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改变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3人,占3.4%;其中应划为剥削阶级分子的一人;严重隐瞒家庭成分四人(富裕中农成分报为中农)。必须指出,在这一级干部中不是不懂得怎样划分阶级,也不是对自己家庭情况不了解,显然是属于有意隐瞒的性质。如屯昌县委书记黄××,一九四四年入党,一九四三年之前其家庭出租水田30亩,年收租二千五百多斤谷,黄自己交代曾亲自到佃户家收租两三次;黄家自耕水田8亩、坡地4亩左右,家中六个成年人,黄自称本人参加农业劳动,但又说:“不像农民那样劳动,每年还要健短工。”黄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收租,显然是半地主式富农或是地主,黄本人应是地主分子或半地主式富农分子(尚未最后定案,已派专人调查)。黄参加工作时曾经填报过破落地主成分,以后逐渐私改成分,土改之后就改为中农,一直到现在。又如陵水县委书记冯××隐瞒继承地主财产,土改时被批判没收财物(被没收三十四亩地,一头驴)的严重问题(本人成分尚待查证)。另外,还查出一些人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严重丧失立场的行为。如海口市委副书记陈××帮助把地主分子的岳父混成为贫民,长期将岳父家庭隐藏在机关居住,政治运动来时即送走,运动过后又接回来。对此,我们及时撤换了这些人在工作团内的领导职务。计有:市委副书记一人,县委书记二人,县委副书记、县长六人,占参加工作团的48名县委正副书记、县长13.7%;区党委委员一人。

    解决了骨干问题,下边就跟着走了,就认真对待了,查阶级进行的就比较顺利,比较彻底。

    第二段,进行“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在“三查”中分为四小段进行。

    首先是进一步学习中央、主席和少奇同志关于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特点的指示,集中讨论“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问题,要求达到揭开广大干部思想上的盖子。在县委书记集中学习以及其他干部在小组讨论中,开始普遍流露出怕当典型、怕抓辫子,讨论中,多是从概念到概念,敞不开思想。有鉴于此,我们着重抓住打破干部的顾虑,首先由我们自己带头讲自己思想上的一些疙瘩,这才逐渐打开局面,继续暴露出大量的糊涂思想。如:“基层干部三头受气,工作辛苦、政治挨整、经济吃亏,无功劳也有苦劳”,“有困难才贪污,工作忙才不劳动”,“上面政策放的宽,下面才搞自发;上面管的松,下面才犯错误”,以及“基建搞的多、生产步步高,怎能说干部不好?”等等。既然对基层干部的看法是“功劳论”、“外因论”、“上面负责论”、“增产就无过论”,因此对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有抵触,说:“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为什么来个反革命两面政权”,“过去说错在自己、根在敌人、责任在领导,现在后两句都取消了”、“解放十五年,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结果是来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毛主席说的,我们相信。自己地区有没有,心中无底”等等。

    在充分暴露各种糊涂思想进一步领会中央指示精神之后,即转入第二小段,发动广大干部集中揭露农村基层干部“四不清”的盖子;在上层建筑方面,则集中揭露各级领导核心和要害部门阶级斗争的盖子。抓住突出的典型事例,揭深揭透,联系到上下左右,查清来龙去脉。边揭发、边对照学习文件,把中央指示精神和具体情况挂上勾。有些“王牌”单位、身边“红人”,一揭一分析就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这样一来,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骨干有很大的震动,深深感到在自己工作的地区内,不是有没有反革命两面政权,而是有多少的问题了。接着又查了一下几年来基层干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摆出一批巧取豪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果实变成富裕阶层、特殊集团的事例,以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集体财物,和地富反坏勾结、残害贫下中农的事例。这时会议又反映出:“坏人钻进来干坏事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有些雇农、贫农出身的好干部也干起坏事来呢?”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出身于贫雇农的干部,他本来就是农民,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当上干部,大权在握,不能经常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又缺少群众的监督,怎么能不变呢!而且他们又是地富反坏进行破坏活动,必须首先拉拢腐蚀的对象,以及我们在前一时期又放松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怎能不会出严重的问题呢?对于所谓“增产就无过论”经过讨论,认为生产好,不一定干部就好,因为有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六十条”的推动,有国家的支援,有群众的辛勤劳动,就是增产的根本原因,何况有些坏人也要做些“成绩”来排斥自己迷惑我们。

    经过交谈分析,虚实并举,大家才豁然开朗,把思想弯子较好的转了过来,认识到阶级斗争确实是在干部队伍内部进行,而且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都联系到各级领导本身,从而感到自己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感到在工作团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第三是个人放“包袱”。着重抓住以下几个要点:个人“和平演变”的情况;对“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态度,也就是“当根子”与“交根子”问题;对贫、下中农的态度;对四清、五反运动的态度;蹲点,怕艰苦、不劳动等问题。重点解决领导骨干(准备当工作队长以上的干部)问题。这一段一开始就突出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有些县委书记及一些骨干自觉革命的决心很差,抱着应付的态度,准备再把机关五反时的检查“补充补充”就算了;二是相当一部分干部不敢向领导提出意见,中心是怕以后受到打击报复,会上沉默寡言,冷冷清清,会外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此时总团接到大量的匿名信。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分头找各县委书记谈话,帮助他们准备,对一些抱有消极态度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重点抓放手发动群众,在四清报上集中揭露与批判打击报复的若干事例,造成声势,同时总团负责同志分头下去向群众表态度,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敢于追根。张云同志先后三次到干部顾虑比较多的屯昌分团去给群众撑腰,收到很大效果。在此情况下,大多数骨干做了比较好的检查,树立了一些比较好的“样榜”。在放“包袱”阶段又暴露出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问题的线索。

    第四是在个人放“包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高。个人放“包袱”之后,广大干部心情很不平静,扪心自问:“为什么犯了这样错误?”。因此,我们着重抓住了查思想变化。开始时,一些出身好的同志,感到变化的原因很多,抓不住主要问题;犯有比较严重错误的人,则宣扬“大家都犯了错误,半斤八两都一样”以掩盖自己。这时我们抓住查个人的思想变化,大多数同志,尤其是斗争历史比较长的老同志,一经与过去战争时期相比,与当前贫、下中农的生活相比,就感到这几年向资产阶级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县委书记一级干部感到这几年怕艰苦作官当老爷的思想越来越多了,与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距离越来越远,深感自己本身是处于“和平演变”的过程之中。开始从各种各样的错误立场逐步转过来了。

    第三段进行经济赔退和确定工作队长。

    这时,工作团的整训已经二十九天,四查也搞了二十三天了,我们以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较顺利解决的。但事实出乎意料之外,在这两个问题上又遇到严重的抵抗。

    关于工作队长问题,我们曾先后几次指出必须把领导权交给能彻底革命有一定水平和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好干部手里。大队是作战单位,配好工作队长是运动能否达到高标准的重要一环,要彻底抛开原工作职务的圈子。但是相当一部分县革命到具体人身上就下不得手,尤其是对长期在身边的人更下不了手,不仅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难革,就连身边的人也难革!有的县,如澄迈县甚至还把在“四查”中发现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提名为工作队长。为此,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同各县审批。结果在原各县提名的182名工作队长中有34名不够条件;提名的374名副队长中,有46名不够条件。

    在经济赔退问题上,我们开始认为各县都经过了五反,而且在工作团集训之前区党委又抓了一下赔退工作,因此我们以为一、两天内可以解决。可是,不少人在赔退时却纷纷抗拒、抵触,除了少数县委书记带头行动(也不彻底)之外,相当一部分基本没有反应或只是应付一下,据第一天十四个县委正、副书记的统计,仅退赔312元,其中有四人分文未退;我们又召集县委书记会议,严格地批评一些县委书记不愿意自觉革命,并希望立即行动,并定出几条退赔杠杠。批评虽尖锐,但赔退并不多,有的甚至连五反中自己检查的事实都不认帐,有的处长退一元七角五分钱,有的分文未退。在此情况下,我们进一步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程度,必须坚定,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因此我们一方面把各县委书记的五反检查都从机关拿来;一方面召集区党委常委和各县委书记恳谈,一个个定案、讲清坚决赔退,就是提高觉悟,和“四不清”划清界线的表现。经过恳谈之后从原先错误的立场转了过来。有的同志回想起这三十多天的经历,沉痛的说:“这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育。”

(二)

    经过“四查”揭发出来干部队伍中的严重问题十分惊人。

    一、查出了工作团内部不纯和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不清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汉区十个县共查出隐瞒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137人,占十个县工作团3349名干部的4.1%;查出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阶级异已分子21人,占0.62%(自治州所属各县及五反分团查阶级尚未最后定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这种不纯、不清的情况相当严重。在参加整训的县科级以上457名干部中,家庭出身变动的125人,占同级干部26%,其中由劳动人民家庭变动为剥削阶级家庭的34人,占同级干部8.5%;个人成分变动的80人,占17%,其中定为阶级异已分子的9人,占1.8%。如国营南方农场副场长郭××,是钻进党内十年的地主分子。这次查出,郭家有土地一千九百亩,十八头驴马、四辆大车、二十头牛,常年雇八个长工,农忙时每天雇三十多个短工。家有房屋十八间,并有步枪三枝、粉枪五枝、土炮三门,家庭四角修有炮楼碉堡。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郭之伯父和弟弟被我处死,郭夫妇被斗争管制,后郭潜逃至县城假报家庭为中家,骗取我军一事务长的信任,钻进我部队,历任文书、资料员、材料主任等职,一九五六年转业至北大荒时是中尉。郭于一九四九年曾一度混入党内,在预备党员期间曾怀疑其家庭出身有问题,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当时部队曾根据郭本人提供的线索到县城调查,未果,随即于一九五八年入党。

    在“四查”中还出现一批长期向党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在县委正副书记这一级干部中,这次发现已经肯定或暴露出重要问题的8人,占同级干部的11.7%

    此外,汉区十个县查出犯有严重丧失立场错误的238人,占7.1%,其中县委副书记以上干部16人,占同级干部的18.5%。如海南行署粮食处副处长黄××私自改变其岳父地主家庭成分;一九六二年备战时公开反对参加民兵,说:“参加民兵,逃跑时就跑不了,还得拼死。”

    经过“四查”之后,工作团进行了一次清理,决定不参加工作团的共2275人,占总数24.2%

    其中清除出工作团的国家干部402人,占国家干部总数的6.2%。这些人的情况很为复杂,计有:地富分子20人,有杀亲之仇而又长期严重不满的72人,直系亲属逃台的子弟18人,严重丧失立场的40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68人,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成分63人,严重蜕化变质的44人,严重四不清的49人,经教育后不愿参加工作团的28人。对于这些人,我们在工作团整训会议结束之后,已交由专案小组集中学习,进一步审查,以后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其余1873人属于不宜参加运动的大队干部和新吸收的知识青年(最后仅留下231名大队干部和649名知识青年)。占这次参加整训的大队干部和知识青年的68%

二、在这次四查中,还暴露出澄迈、屯昌、陵水、海口市郊委、临高、崖县和前万宁县委等单位的领导核心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只依靠这些县委是不可能彻底搞好“四清”运动的。   

澄迈县委正副书记八人中,六人有严重的问题。县委书记符××隐瞒家庭成分,严重敌我不分,曾先后提名三个人(一反革命分子、一地主分子、一劳改释放的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为副县长,并与其富农哥哥、资产阶级岳父家庭不分家。副书记吴××是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副书记洪××一贯表现右倾,这次又揭露他在1948年在家乡任区长时,地主要他父亲当狗腿子收租,他明知而不理。副书记尚××是地主家庭出身,未有得到根本改造,副书记王××、郑××严重的革命意志衰退,长期不干工作。另据初步揭发在县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宣传部、农村部、邮电局、工会等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中政治历史有较严重的问题。

    屯昌县委书记黄××与县委副书记吴××、陈××等三人在去年社教试点时,乱提口号,采取错误的做法造成一个公社连续自杀十六人(其中贫、下中农四人)的严重事件。县委常委中认干亲成风,更严重的是和劳改释放犯、地主、坏分子认干亲,这些人经常出入县委和公安部门,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该县大同公社党委书记王××长期积极活动为其岳父改变富农成分,今年七月间公安部门破获反革命分子案件中逮捕王之妻弟,搜出王给其妻弟的信中竞说:“我经过很多时间的思考,如果和你们断绝关系,在情理和感情上很难过……,只好忍痛和你们割断关系,内心上做父子、母子、兄弟、姐妹,行动上断绝来往关系,以避世人耳目。”公安部门将此信送交县委,县委正、副书记及一些常委阅后,竟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政治上糊涂到极点。

    陵水县委书记冯××(今年七月任职)长期对党隐瞒继承地主财产的问题。前任县委书记郑××(今年七月调离,拟任区党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务,省委尚未批准)严重特殊化,经初步计算应退赔千元以上,五反后还多吃多占了两斤高丽参。县委副书记符××祖父被我镇压。副县长苏×因搞投机倒把在五反中自杀。副县长李××的孩子和群众的小孩打架,李竞动用专政手段把群众小孩抓到公安局扣留两夜。

崖县、临高和海口市郊以及前万宁县委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三、通过“四查”,工作团干部的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赔退得比较彻底。区党委常委、县委书记(除二人有特殊困难外)均已彻底赔退。县委正副书记、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共退赔10457元现金,手表十七块,另计划于年底之前退赔的现金5134元。在骨干解决之后,全团掀起一个赔退高潮,据统计应赔退款十万元,已赔退五万余元现金和232块手表。

    四、在这次“四查”中还清出了隐蔽在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中的地富家庭人员497名。

    五、在“四查”中,我们反复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揭发公安部门存在的十分惊人的严重问题。根据揭发并基本查实的材料,在全区十八个县一级公安局中,已经烂掉的有白沙、临高、屯昌三个县的公安局;有严重问题,在对敌斗争上软弱无力的有乐东、琼山、昌江、陵水、崖县等五个县的公安局。在全区五十七名公安局正副局长、教导员中,十三人(占22.8%)有严重的问题,需立即调离;还有四名(占6.8%)需进一步审查。在三百一十九名股、所长中,有六十九人(占21.6%)有严重问题,需立即调离;还有十五人(占4.7%)需进一步审查。如白沙县公安局局长刘×60年雇一保姆,并由刘妻认保姆为干妈,刘亲手与保姆订了合同,言明由刘“养老送终”不再给工资,结果孩子抚养大了之后,刘于今年即辞退,分文不给,保姆向其要工钱,竟被刘抓进监狱关了九天。该公安局三十五名干警中,有贪污盗窃、腐化堕落、捆绑群众、逃跑回家不干革命的共二十一人,占60%;八名股长中,七个有严重的问题。

    六、会议揭发出来一批农村基层单位施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触目惊心的材料。

    如澄迈县长安公社领导核心烂透了,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集团。套购化肥一百二十吨,获利七千四百余元,向生产队私征大米三万四千斤,以及二十七种农副产品(折款达三千五百七十七元);公社书记王××带着老婆、女公务员到处“休养”,游山逛水,吃鸡要吃人参嫩小公鸡,吃蛋要吃头窝蛋,吃鸭要吃“半天鸭”(孵十五天未出壳的鸭)。两年来,共吃掉人参一斤三两多;副书记黎××竟将鱼苗场从广州空运来用作繁殖的亲鱼(五十多元一条)吃掉;另一副书记廖××酒足饭饱之后,还要人按摩,公社三个书记轮流“休养”,两年来共用去药费三千三百三十六元。王、黎二人要搞女人,竟派公安员到集市上欺骗、恐吓青年妇女供王、黎调戏奸污,致使青年妇女不敢上街。王等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先后扎下了海南水电局长、县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书记为根子。给海南水电局领导人员送礼达二十九次,价值五千三百一十元;县委副书记吴××去检查工作时,专设一房间,添置新被子、新蚊帐、枕头,天天喷洒香水,珍禽海昧,日进五餐,取得吴的欢心,认为王等“年青有为”,当干部、群众揭发王的问题,吴极力袒护,并提名王为县法院院长。

    乐东县番阳公社毛祖大队是该县的一个先进生产单位。这次查出,大队支部书记王××是个拥有近200亩田地、两座木山、一座竹山、100多头牛,长期雇六个长工的大地主。解放初期王以宗族关系分散土地,混成了一个中农成分,一九五五年混进了党,以后又被选为支部书记。王上台后,千方百计排挤贫、下中农干部,以各种“罪名”撤换贫、下中农干部,安排一群牛鬼蛇神上台。治保主任换上了地主王××;妇女主任换上了因通奸而亲手杀死丈夫的王××;选入两兵痞为大队委员;全大队四个生产队中换了两个漏网的富农分子为队长;大队会计、信用社会计都换上了富农子弟。这些人上台后,一年之内就摘掉了四户地主的帽子。王等在村中强取豪夺无所不为,经初步查明被王奸污的妇女就有九名。番阳公社的社长、武装部长都被王等拉下了水,成为靠山。

    又如临高县东英公社鲁倪大队贫农陈光成,因对大队副支部书记王×等人所做的坏事提出了批评,就被王等捏造偷窃罪名进行拷打迫供,送县劳改,陈因重伤死在狱中。

    再如文昌县新桥公社群合大队井内园生产队长符××于62年备战时期,主动向隐蔽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徐××投降,订了互保条约。把反革命分子藏在山下,从生产队要粮要钱买鱼买肉买香烟供给反革命分子。

    对农村基层单位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在领导机关来说,有的过去也有所接触,但由于过去嗅觉不灵,头脑不清醒,工作不深入,没有及时察觉,有些人亦不知不觉的上了当,客观上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如琼山县东头大队是琼山县标兵大队,支部书记吴××的祖父是地主,父亲伙同土匪抢掠农民,后因抽鸦片烟、赌钱而破产。吴本人在解放前以炒卖金银为生,办初级社时因其“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而当上初级社社长,以后逐渐爬到支部书记、大队长的职务。吴当上干部后,先后强奸妇女十余名,并对出嫁的少女罪恶地实行“初夜权”;搞投机倒把获得六百多元;吴在大队内强取豪夺,农民杀猪都要送几斤、十几斤肉才准杀。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上一批四清运动中虽经广大群众揭发要求处理,但由于区党委、县委在东头大队蹲点的负责同志认为他“功大于过”,没有采取革命态度,被滑过去了。

    这次“四查”中揭发出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引起我们深思。这正如赵紫阳同志指出的:这是阶级敌人“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这是几年来不搞阶级斗争,失去群众监督,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侵蚀下,不断变质的结果,这是几年来没有坚定地抓紧搞革命,没有抓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的结果。我们感到,海南岛还有如下几个特殊条件,更加促使了海南岛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一是海南的土地改革不彻底的情况比较严重。海南土改时南下干部只有130人左右,全岛土改队伍只有六千人,又少又弱,而且在南下干部中也有一部分是新干部,个别地还有历史不纯的;而且当时党内有地方主义分子的干扰,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和严重丧失立场的叫嚣十分突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本没有搞土改。

    二是领导机关的许多干部没有参加过土改,很多人没有革命群众运动的锻炼;土改后机关中从土改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很少;干部来源又很复杂;干部队伍中受到地方主义的严重影响和腐蚀;加上我们在领导方法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如澄迈县现有干部1471人,其中南下干部、土改积极分子提拔起来的仅占1.2%,有78%的干部都是解放后的毕业生和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

    三、在开发海南岛中,从四面八方调来许多干部、工人,这是完全必须的确。但由于审查不严,也确实混进来一些阶级异已分子,同时还有几万盲流人口已在海南安家,其中一部分已混入机关、企业。

    四、海南解放较晚,敌人在解放前夕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潜伏特务,地主、资本家大量分散土地、财产等。

    五、除了我们在前几年抓阶级斗争不力之外,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领导机关和一些领导同志中存在过“国营农场无产阶级斗争”“少数民族无阶级斗争”“苗族无阶级”等论调。

    正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觉得海南岛的基层单位存在问题比较严重,按照主席提出的三分之一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看法,海南岛可能不止此数。经过“四查”,我们已深深感到问题严重,我们决心在“四清”运动中彻底认识海南岛的“底子”,从而得出正确的教训。

(三)

    这次整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海南岛干部队伍的一个缩影。通过整训,使我们开始学到如何去认识和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在运动中还会不断暴露,还要不断地进行整训。对这次整训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四查”是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因此,如何依靠主席的思想、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指示,去提高干部的觉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为了解决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武器认真领导工作团内部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工作团内一部分干部存在的“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端正干部的阶级立场。只是一般学习是不可能达到整训目的的。   

二、我们深深感到,仅仅靠自觉革命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坚强的领导。首先在领导上必须坚定不移,尤其对待一些领导干部更须坚定、更须严格;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帮助他们“洗手洗澡”带头革命。否则这个口子一突破,就会走过场,滑过去。   

三、“四查”能否彻底,还在于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必须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规律,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要反复解除群众的顾虑,认真发动群众充分揭开盖子;当群众发动起来,揭发了大量材料以后,就应实事求是,分别设立专案,由专门班子进行仔细核对、调查、分析。“四查”中,区党委组织部、监委及行署公安局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和各县委组织部长,均带来干部档案,把群众提出来的材料进行大量地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委中南局指示。

 

(存海南省档案馆K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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