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清”问题的基本总结(初稿)

编辑日期:2014-05-19 21:13:50   

(19646)

 

(一)

海南第一批五十一个公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工作,大多数地区从三月初旬开始,四月中旬,大多数地区在结束生产队“四清”工作时,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一次“四清”补课工作,至五月中旬圆满结束,历时七十天左右。   

这次“四清”工作根据中央“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经过反复地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广大干部的自我革命,自上而下地彻底揭露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严重“四不清”情况。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党员,通过“四清”的教育,端正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并建立和健全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等制度。由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诚恳地检讨了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及因自己的错误给集体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积极地进行了赔退和整改,因之,绝大多数犯有错误的干部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获得了信任,干群之间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团结。

    五十一个公社“四清”的基本做法是:领导带头,从上而下,运用领导帮助、放手发动群众、自我革命相结合的方法逐层搞透。首先是召开公社党委会、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吸收各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参加)。会议在学习中央两个文件,明确“四清”目的意义,经过思想发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基本揭开公社一级“四不清”盖子的基础上;由公社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在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进行“洗手洗澡”,同时公布公社收支帐目,发动到会代表大揭公社“四不清”的盖子;然后集中主要问题,运用回忆对比,联系当地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变化,进行查危害,找根源,分析提高,批判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影响;最后,通过再次学习中央两个文件,划清界线,评定和通过退赔计划,订出整改方案。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大体上也是按照公社的“样版”进行的,采取几上几下,先内后外,内外结合,反复教育干部和放手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

从五十一个公社“四清”的情况来看,在有坚强的领导,思想明确,方法对头的条件下,公社三级“四清”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其中公社需二十天左右,大、小队需四十天左右时间。

 

(二)

    通过这次“四清”,暴露出公社三级经济的“四不清”和社、队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势力的侵蚀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在社、队三级干部中,多吃多占、超支挪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情况十分惊人。据三十八个公社(三百五十一个大队,五千四百五十九个生产队)统计,上述款项共达二百零五万元(不仅包括公社及公社一级单位),平均每个大队五千八百五十七元,每个生产队三百七十六元。严重的如儋县四十三个大队“四不清”款四十六万五千多元,平均每个大队达一万零八百二十元。在三十八个公社中,“四不清”严重的生产队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个,占百分之二十二强。

    在三十八个公社二万七千三百一十五名大、小队干部中,有百分之五十九点九的人犯有“四不清”的错误。较为普遍的是多吃多占、挪用公款和铺张浪费,但已有四千三百六十四人(占总干部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发展到贪污盗窃的道路,并有二百二十三人(占总干部人数的百分之零点八)有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公社、大队两级及其主要干部犯有“四不清”的错误十分突出。在三十个公社一百一十四个党委正副书记、正副社长中,犯有“四不清”错误的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九十三;在三百五十一个大队,一千二百八十一个大队正副支部书记、正副大队长中,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人犯有“四不清”错误,占百分之九十;生产队正副队长中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五千四百五十九个生产队的统计)。

    公社一级的“四不清”主要是:第一、违法乱纪私自向生产队增派粮食、副食品进行私分。如澄迈县长安公社六一年私征大米三万一千八百四十斤,由公社干部分光;又如万宁县后安公社六二至六三年从生产队提调花生一千七百斤、生猪五十五头由公社干部分光。类此情况,在此次“四清”中发现有三十一个公社(占百分之六十);第二、公社一级财务管理普遍混乱,乱支乱用情况十分惊人,社办企业亏损浪费极为严重。如儋县长坡、和庆、王五、雅星四个公社的社办企业三年来共损失浪费十万四千余元,粮食八万多斤,其中和庆公社六一年购置的一万元油棕种子和八千元的腰果种子,因无人管理全部损失,又如保亭县响水公社三年来共收入七万一千三百七十八元,除九千一百七十元用于兴修水利和扶助困难队发展生产之外,其余全被乱支乱用了,其中仅六二年春节干部吃蔗、糖果、香烟、酒就用去一百九十三元。有的如东方县感城公社干部把社办畜牧场的八十四头羊都分吃光了;第三,少数干部已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道路。在三十个公社一百一十四个党委正副书记、正副队长中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错误有三十八人,占三分之一。个别公社的领导核心已全部烂掉,如澄迈县长安公社以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共牟暴利一万五千四百余元。

    大、小队一级主要是超支挪用和少数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多吃多占在大队则较为普遍。

    第二,公社一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的情况十分突出。在三十个公社二百七十六名党委委员中,曾经有一百零三人提出过退职,占百分之二十七。干部怕艰苦、不深入形成了一股歪风,有所谓“三保”干部(保职、保薪、保命)、“三怕”干部(怕病、怕死、怕处分)。如东方县感城公社十八名干部有十三名要求调动工作和退职,三个书记要求“让位”,公社书记自六三年以来只下过两次村,妇女主任三年没有下过村也往往是这些人,由于革命意志衰退,在经济生活困难时发生了动摇,放弃工作,迷恋于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如保亭县响水公社干部共种自留地四十亩、养猪三十四头、狗三十四头、三鸟七百九十只。崖县崖城公社社长种十二亩自留地,声称“为一万元收入而奋斗”,在此影响下,许多大队干部利用“试验田”、“种子田”、“民兵田”等名目侵占生产队土地,逃避公购粮负担变成干部的自留地。

    第三、在公社、大队两级干部队伍中,不团结现象和封建派系纠纷很严重。在第一批运动公社有十四个公社极为突出,占百分之二十七。如琼山县演海公社党委出现所谓“‘两党”(中农党和贫农党)、“三派”(主吃派、争权派、中间派),各自拉拢一批人,互相攻击。海口市郊荣山公社党委书记与社长之间长期为了“书记大,还是社长大”而争吵不休。在生产大队一级主要是姓族之间纠纷较突出,王姓村庄的事就不允许外姓人来管,从根本上拒绝了党的领导。

    第四、封建迷信活动在生产队一级干部中十分普遍。“四清”中揭露出,凡村庄内塑公立庙者多数为生产队干部主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公做鬼更为普遍。甚至有些生产队(如文昌县翁田公社)连犁田、播种都要择“黄道吉日”。

    第五、敌我不分,阶级观点模糊在社、队三级干部中比较普遍。据三十个公社的统计,公社一级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一,大队一级干部占百分之四十七,生产队一级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三。据“四清”中揭露,多数是为了占便宜,从经济上开始与四类分子接近,而逐渐混成一团。

    第六、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现象仍很突出。虽然经过去年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初步解决了一下,但思想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报酬问题也未落实,尤其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最为突出。据三十个公社统计,在去年下半年公社一级干部平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仅四天,其中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完全没有参加;大队一级主要干部平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十三天,其中劳动十天以下者占百分之十七。

    第七、在“四清”中揭露出社、队三级干部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的十分严重,在部分地区则十分普遍。

 

(三)

    从第一批公社的“四清”情况来看,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的方针,较之试点时,有了很大的进步,改正了试点中所曾出现过的简单粗暴的缺点。但是,试点时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深刻的。经过了充分地调查研究,因此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整顿是严肃认真的。第一批运动铺开时,有了中央“规定(草案)”,就有关政策问题作了正确的、具体的规定,这正好帮助我们发扬试点中的长处,纠正缺点,以把第一批运动搞的更加深透。但是由于我们从事运动的各级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中央两个文件的精神割裂开来,因而在“四清”的初期就发生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的偏向。一些同志在思想上认为,经过去年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并且得到了纠正,等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不去深入地进行发动群众揭露问题,帮助干部认识错误;而另一方面,又很怕干部“躺倒”,怕与基层干部“伤了感情”,因此把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完全寄托在干部的自我革命上面,对犯有错误的干部不是抱着“严格要求,耐心教育”,而是采取“能接受多少(批评)算多少”的迁就甚至是迎合的态度。这是前一段“四清”工作不深不透的主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在全区大多数的地区“四清”刚转入生产大队一级,群众刚刚发动起来揭露问题,广大干部正在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行为时,都“一刀切”地停下了“四清”,搞起“四摆”。一般地区都停下十天左右,个别地区停下来二十多天,搞完“四摆”之后又接着进行“四清”。干部与群众正在自我革命、揭盖子的情况下,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给干部评功摆好,广大群众“四清”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干部自我革命的空气也冷了下来,在于群思想上造成了混乱。虽然“四摆”之后又接着搞了“四清”,但干群思想比之“四清”初期则起了很大变化,工作更为艰巨,而许多地区又没有及时地察觉到这个问题,致使“四清”运动更加深入不下去。

    通过“四清”补课工作,各地进一步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央两个文件,发动广大群众检查“四清”中存在的问题,才彻底地把“四不清”的盖子揭开。据三十五个公社统计,在“四清”补课之前,“四不清”的干部八千七百六十人,补课之后达到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人,增加百分之六十四;揭出四不清款由七十一万三千元,增至一百八十七万元;并检查出在补课之前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帐目未清,百分之六十五的生产队仓库未清和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工分未清;经过补课,还使到已经“躺倒”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据十九个公社统计,在补课之前有六百二十七名干部“躺倒”,经教育之后,其中五百六十一人有了明显的转变。

    经过“四清”补课前后这一反复,使全区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广大工作队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对中央两个文件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也更加亲切。

    通过这一反复,进一步明确了,离开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去孤立地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所存在的问题,势必出现“视而不见”的错误。

通过这一反复,尤其看出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正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四)

    对干部有了正确的看法,下定了决心,还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第一批公社“四清”比较成熟的做法是:领导帮助、放手发动群众和教育干部进行自我革命相结合的方法。

    “四清”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此,必须以中央两个文件为武器,充分发动群众,使群众敢于揭露社、队三级的“四不清”问题,树立敢于监督、批评、帮助干部,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群众对“四清”有着迫切的要求,但也是诸多顾虑,主要是怕运动之后,干部给“小鞋”穿。经过反复学习中央两个文件,说明“四清”的意义和目的,以及与广大群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关系,这些顾虑可以得到基本解决。

    第一批运动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应由基层干部去做,把干部的自我革命与发动群众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发动群众进一步促进干部自我革命,而随着干部觉悟的提高,又进一步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教育广大群众。这种做法比只由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的效果要好,可免使干部与群众产生对立或干部消极等待“挨整”的情绪。这就是说: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整改气氛。基层干部主要是把两种人发动起来,一是贫、下中农骨干,二是因自己的错误而受过“伤害”的贫、下中农。其他广大群众则依靠贫、下中农组织去发动,搜集意见。为此,基层党委会(或支委会)和工作队必须密切注意干群的思想动态,及时教育和帮助干部进行自我革命,解决发动群众的方法。一般来说,由干部本人亲自去发动群众都会有几个反复,而这个反复过程都是教育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提高觉悟的过程。如琼海县长坡公社欧村大队支部书记黄××,当第一次前去发动与自己意见较多的婶母(贫、下中农小组长)时,只站在门口问了声:“要搞‘四清’了,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婶母说:“你是五好干部,我没有意见。”无结果而归,黄本人也很苦恼,工作队帮助黄研究了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黄本人没有“求医”的决心,与贫、下中农感情上有隔阂。第二次黄去时即帮助其婶母挑水、扫院子并主动地检讨几年来的错误,其婶母很感动的说:“60年你放弃大队生产不管,自己去捞海藻赚了三千多元,但全大队却减了产,我和其他许多人都饿得水肿……”,结果既发动了群众又沟通了感情。以后其婶母即发动全生产队的群众向大队提出很多意见。

    二、应当以贫、下中农代表为主,组成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小组,实事求是地查对账目,清点财物,并逐项逐条的向群众公布。这项工作是在干部主动清账和发动群众揭盖子同时进行的。在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后,揭露出干部“四不清”事实和线索,即应交给“四清”小组和干部一起清账查对,“四清”小组清账查出线索再进行发动群众落实。清理账目、财物、仓库、工分,不仅为了揭露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因此,必须防止单纯清账的技术观点。只有发动群众和清账相结合才是正确的。在清账方法上,可采取先查总账,后对明细账;先查收入账,后查支出账;边查数字,边对财物;以及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往来和账内账外相结合的办法。

    三、在群众发动起来揭开“四不清”盖子之后,在个别群众中势必会出现一些偏激情绪,讲出一些分量过重的话,这时极容易使干部感到委屈,除了教育干部主动上门表示决心,沟通阶级感情之外,还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以消除对立情绪。

    四、在发动群众时还要注意发动教育干部家属工作。事实证明,在运动转入“四清”时,干部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在干部家属思想上也很混乱,往往增加了干部的思想负担,妨碍了干部的自我革命,成为运动的阻力。因此,应通过妇女骨干进行个别串连发动,或召开干部家属会议进行教育。这项工作做得好,将化阻力为助力,对干部自我革命起着推动作用。

    五、在大、小队干部“四不清”的盖子揭开,干部“洗手洗澡”获得群众满意之后,处理退赔之前,发动广大群众对干部进行一次“评功论过”。这对全面认识干部,实事求是地评定干部的经济退赔,巩固思想教育成果,促进干部进一步整改,保护和鼓励干部的积极性均有很大好处。同时还要大力表扬没有错误的好干部。但,在这一阶段不宜评选“五好”干部,以放在运动第四阶段为宜。

    六、在处理经济退赔时,必须把政策交给群众。在做法上,可先由干部自报退赔计划,在群众中充分酝酿讨论,通过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或贫、下中农代表小组提出意见,报上一级领导批准。

(五)

    领导帮助和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四不清”问题,最后只有通过干部本人的自觉革命才能达到“四清”的目的。这是极为艰巨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绝不能简单地采取只对对账就算了事的形式主义走过场的做法;更不允许粗暴地采用逼、挤、压的办法对待干部。第一批公社在解决干部自我革命的较好方法是:

    一、要反复学好中央两个文件。通过学习,使干部认清“四清”的目的意义,消除思想顾虑。在学习时,应坚持先学“决定(草案)”,后学“规定(草案)”。把“决定(草案)”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依靠谁问题和“四清”问题一起来学,使到干部能够把自己本身的缺点和错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尤其是在学习中央两个文件之后,再学习“反修”宣传提纲,使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启发自觉革命的决定。事实证明,有一部分人经过学习之后,是能够很快觉悟起来的。据一百二十七个大队,五千六百二十四名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统计,经学习之后,很快就彻底检查的有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三。

    二、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通过诉苦挖根,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等方法,启发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促使其认识错误,自觉地“洗手洗澡”。在进行回忆对比时,不仅要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回忆土改以来每个干部的思想、工作的变化,并与当地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情况和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情况联系起来。这是启发干部自觉革命的主要关键,既揭开了“四不清”的盖子,又具体地找到了根源,查出了危害。如琼海县塔洋公社党委检查出,目前全社水利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六十三,但水稻亩产仍停留在早造一百六十斤,晚造二百三十斤时,大家就感到内心很惭愧,感到错误严重,主动地检查了革命意志衰退、贪污盗窃等错误。实践证明,如果不把干部本人所犯的错误与当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联系起来,那么就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危害,从而也不可能更好地彻底改正错误。

    三、对于觉悟程度较低、错误较大的干部,要多采用小会恳谈,个别帮助的办法,不开无准确的会议。

    四、要坚持等待干部有了自觉革命的决心,自觉地进行“洗手洗澡”,并进行了一些主动整改之后,再与群众见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顶牛”状态,或由于个别群众的偏激情绪,而挫伤干部积极性。公社党委会、大队支部会、大队管委会、生产队的队委会也应通过小会和个别帮助,等干部对检查准备得比较成熟后再开。不要形成干部逢会就必须检查,群众逢会必提意见;但更不应怕出现“顶牛”状态,而一次也不敢让与群众见面。

    五、对于极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经耐心帮助之后,仍无自我革命表现的人,可以留作专案处理。根据第一批运动公社统计,这种人为数极少,以公社为单位计算不超过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在第一批运动中,各地都实行了由公社和工作队共同审查批准立案的手续,以防乱立专案。

(六)

    第一批运动的经验证明:实行从上而下,领导带头,层层示范的方法,是教育广大干部进行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法。大量材料说明,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不管他错误多少,如果能够对错误采取正确的态度,那么这个公社的其他干部就容易解决;而公社一级起了好的“样板”作用,那么大队、生产队一级的“四清”工作就顺利的多。因此,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工作必须环环扣紧,不能马虎。反之,如澄迈县长安公社的“四清”因为原公社党委书记的问题没有解决,以致影响到公社全体干部的问题没有安全解决好,而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工作受到了阻碍,结果又得从公社开始补课。根据第一批公社“四清”工作的实践,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社一级的“四清”,关键在于开好党委会。经过学习文件,并经过酝酿和个别帮助之后,首先把公社党委集体领导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四不清”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查危害、找根源,并定出整改措施。接着再召开有各大队支部书记、工作组长和公社一级企、事业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把党委会的检查在扩大会上见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听取意见。在党委扩大会基本统一意见之后,召开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进行“洗手洗澡”。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工作也基本上仿照公社的办法进行。

二、无论是哪一级的“四清”工作,都必须首先做好主要负责干部的工作。公社一级的“四清”工作,全区大部分都由县委常委或县委委员以上干部帮助公社正副书记进行自我革命。大队一级则由公社副书记以上干部进行帮助,生产队则由大队主要干部和工作队帮助。为此,县委、公社党委、大队支委必须对社、队三级干部有统一正确的看法,支持工作队帮助教育基层干部进行自我革命。实践证明,这一条极为重要,如东方县三家公社在县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亲自帮助下,在“四清”补课的公社代表会议上,公社干部退赔的款项占应退赔的百分之九十三(补课前退赔只占百分之十三点四),给大队、生产队干部教育很大,接着大队干部回去退赔由补课之前占应退赔的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九十;生产队由百分之三十,达到退赔百分之八十八。相反,如澄迈县个别负责同志不但不支持工作队帮助长安公社书记进行自我革命,而且还说些风凉话,结果助长了公社书记的抗拒。   

三、必须坚持由内到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必须在开好党委会、支部大会、队委会的基础上再召开群众会(或代表会)见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防止因准备不好而造成不良影响,增加干群之间的隔阂。一部分县据此规定了公社主要干部的检查由县委“社教”办公室批准之后才能召开公社代表会议;大队主要干部的检查由公社党委批准;生产队主要干部的检查由大队支部批准才召开群众会议见面。

(七)

    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四清”中揭发出大量材料证明,近两年来,干部参加劳动少,非生产性补贴多的现象非常突出。据了解,大、小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均在百分之五以上,最高的如琼海县塔洋公社鱼良大队,大、小队干部一九六二年补助工分合计占百分之十二。去年下半年以来,经过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大大超出“六十条”的规定,去年下半年所制定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大都没有贯彻执行。因此,在“四清”中解决了“四不清”之后,大都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学习中央的指示,从总结检查本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成绩和问题入手,着重解决思想问题。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样参加劳动的问题,定出干部参加劳动和误工补贴制度。全区生产大队一级的制度,一般是对大队主要干部(正副支书、大队长、会计)采用根据大队补助工分的情况定死参加劳动日数,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多劳多得;大队一般干部(青、妇、民兵、治保)根据职务不同,确定固定补助,超过者可误工记工。生产队干部采取固定补助和误工记工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在一般大队都可以解决问题,但一些规模较小的队,较难安排,这些队的解决办法,主要是采取压缩干部补贴人数,采取兼职的办法解决。从全区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大队这项工作做得不够理想,尤其公社一级做得更粗糙。

(八)

    在处理干部退赔之后,为了巩固“四清”运动成果,堵塞资本主义漏洞,防止“四不清”现象的发生,在“四清”的基础上,普遍开展一次群众性的民主总结教育。通过总结教育,再进一步的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具体做法是:先召开支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从上而下地,通过谈收获、谈今后如何办好集体经济,进行检查和建立、健全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等制度。

 

中共海南区党委“社教”办公室

 

(存海南省档案馆K15—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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