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镇反和抗美援朝

编辑日期:2015-12-11 17:20:18   

  第六节

剿匪、镇反和抗美援朝

 

  一、剿匪斗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华南大陆解放后,当年底,广东大陆地区已先期开展“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的行动,对残存的18万多匪特进行清剿。

  海南岛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人员除被歼和外逃的以外,全岛尚有在解放海南战役中溃散的国民党残军、漏网的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下来的武装特务、各种股匪和散匪近2万人。这些人中不少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们退避边远山区和农村,乘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稳固之机,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造谣惑众,破坏基层政权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严重威胁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匪特主要分布在:南区的陵水、保亭、乐东、昌感、崖县等县4000多人,流窜于崖县、乐东交界的抱龙峒,保亭、陵水交界的二三弓,以及保亭的番什,昌感、乐东交界的罗望、保平一带地区;西区的儋县、白沙、澄迈、临高、新民等县4000多人,经常活动在临高和儋县的和舍、兰洋、美台、加来、片石、和盛、大星,澄迈的岭仑、大同、瑞溪、桥头,新民的南吕、屯昌等乡;东区的万宁、定安、乐会、琼东等县3000多人,主要活动在琼东的长坡、烟塘,定安的文曲、石壁,乐会的白石岭、黑蛇及定安、澄迈交界的新吴、新竹一带;北区的琼山、文昌等县1000多人,经常活动在文昌的文教、烟墩、迈号、土苑、潭牛、蚊塘和琼山的永兴一带。其中文昌有所谓“海南游击队文西支队”,儋县、临高有“西路指挥部”,崖(县)陵(水)万(宁)边界和琼(山)澄(迈)定(安)边界有“忠义救国军第x军”等番号的股匪。原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和一些偏僻地带、深山老林的老百姓,由于国民党匪特欺骗宣传和武力威胁的影响,有藏匪、窝匪、资匪的行为。流窜于各地的匪特如不迅速消灭,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影响极大。因此,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在解放海口后进城干部第一次座谈会上的报告中,把彻底肃清土匪、特务作为当前海南最紧急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1950年5月6日,琼崖区党委在《关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中对剿匪工作提出初步要求。5月12日,琼崖区党委作出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目前琼崖匪特正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从事破坏捣乱,必须在全岛开展剿匪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剿匪“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原则和上级制定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琼崖区党委和海南军政委员会确定海南剿匪工作的作战方法、具体政策和要求:一是剿匪必须有计划有重点,从较大与顽强猖獗的股匪剿起,猛打猛追、跟踪追剿,迅速地不间断地进行,使残匪无喘息机会,以求消灭匪特。二是在清剿股匪时,应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三是应该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加速瓦解敌人。要防止寻仇报复和乱杀乱打乱捕的偏向,正确掌握政策,分别对待,争取一切次要的、动摇的土匪向我们投诚。四是剿匪工作必须与群众工作(特别是反霸工作和减租工作)密切结合。琼崖区党委强调,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群众工作做得好,群众情绪提高,热烈支持我们的地区,剿匪任务就能迅速完成。琼崖区党委还特别指出,过去敌人曾利用“四面环海,和大陆隔绝”的便利条件来对付我们,今天我们也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来对付敌人。

  根据琼崖区党委的指示,琼崖纵队司令部于5月8日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对各部队的进剿进行部署。为加强和统一剿匪作战的指挥,遵照广东军区的指示,成立琼崖纵队剿匪总指挥部,由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吴克之、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和琼崖区党委委员李独清等组成,吴克之任总指挥,陈青山任副总指挥。

  海南的剿匪斗争,从1950年5月至1951年8月,历时一年多,经过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50年5月至11月,为全力以赴进剿大股土匪时期。这一时期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月至7月,是重点进剿阶段。剿匪总指挥部先后抽调25个连和16个县大队共3500人及2.4万多名民兵开赴匪特比较集中的地区,大举清剿。

  在南区,从5月初开始,第五总队独立支队从乐东的番阳向番什进攻,分割崖县和陵水、保亭两支股匪之间的联系。5月20日,第5团从崖县县城经马岭进入抱龙峒,将国民党64军残部一个营全部歼灭,毙、伤、俘敌300余人;同日,第6团及独立支队合围聚集在保亭番什地区的股匪,并于6月初在保亭的牙洋将窜人该地区的股匪王光华残部200余人包围缴械。匪首王光华被俘经教育后,积极向其他土匪进行宣传,大大动摇了土匪的军心,使其残部的100余名土匪先后携械投降。6月中旬,独立支队在二三弓地区击毙匪特一部,俘匪30多人。第4团在昌感的剿匪也顺利展开。至此,全部肃清了流窜在保亭、陵水、崖县地区的大股土匪。

  在南区剿匪势如破竹的同时,琼岛西、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也取得节节胜利。在西区,第一总队第7团进驻那大镇,5月底在多文包围一股企图抢劫车辆的土匪,毙、伤、俘顽匪20多人,随后在临高马袅港一举围歼顽匪中队长以下30多人;第8团进剿临高的和祥、和舍、美台、加来的土匪;第9团进剿儋县的片石、大星、和盛的土匪。在东区、北区,第三总队第1团进剿海口郊区、琼山、文昌的土匪,全歼韩暮和、詹尊文、韩兰丰等股匪;第2团进剿定安的土匪;第3团进剿万宁、琼东、乐会的土匪。各路剿匪部队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爬山涉水,餐风饮露,连续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第一阶段的进剿中,第一总队共毙、俘土匪4120人,第三总队毙、俘土匪5351人。

  第二阶段从8月至11月。经过第一阶段的清剿,股匪基本平息,残余土匪化为小股,分散流窜或转人隐蔽状态。由于个別部队在取得初步胜利后产生轻敌麻痹的思想,一度放松了进剿,致使匪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海南岛的侵扰活动日趋频繁,残匪又在定安、琼山、澄迈、新民等县的结合部恢复组织、疯狂活动,匪特数量发展到32股,700多人。

  1950年8月,琼崖纵队改编为海南军区,取消总队建制。军区下辖的6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营除大部分驻守全岛沿海边防外,仍各以一部分兵力实施剿匪,尤以进剿澄迈、琼山、新民、定安交界的匪敌为重点。此时,潜伏的国民党西区3县(澄迈、临高、儋县)专员邱岳观纠集澄迈、琼山、新民、定安残匪组织“西路反共救国军”,利用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南朝鲜登陆的机会企图东山再起,经常袭击区、乡政府,气焰极其嚣张。臭名远扬的孙彦、吴发南等多股社会惯匪也四处活动,无恶不作。鉴于匪患未灭,社会不安,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开展剿匪斗争。

  8月中旬,整编完毕的第29团将邱岳观所属残匪包围,8月20日在新吴毙、俘“西路反共救国军”参谋长陈道以及属下50余人,残匪被迫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潜伏或向琼山、澄迈、定安逃窜。第29团随即也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出没于丛山密林,寻歼残匪。9月初在儒万、儒郭、东兴、羊山一带毙、俘股匪30多人。至11月底,第29团在重点清剿区歼灭土匪276人。与此同时,各地海防(防区)部队,驻文昌的26团、驻崖县的27团、驻陵水的28团、驻昌感的30团、驻临高的31团、驻琼山的炮兵营,也歼灭了一部分残匪,共116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0年10月,共歼、俘、降匪特10129人,其中投降者8000余人,破获特务案件80余宗。

  第二时期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7月,是全面清剿散匪时期,分三个阶段进行。

  由于琼崖纵队忙于整编及布置海防,加上偏重军事进剿,发动群众不充分,因而造成一些匪特乘机发展,由32股增到52股,数量达1008人。这些土匪大至百余人一股,小至三五人一股,分布在各县的边远山区,利用原有的社会基础秘密活动。

  为彻底消灭这些匪特,海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织部队以驻剿为主要形式,在全岛范围内马不停蹄继续清剿。第一阶段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2月,海南的剿匪斗争由重点进剿转向全琼清剿。海南区党委指示各地党政军民要清除麻痹松懈、等待交差思想,更加紧密配合,协同一致,稳准狠地打击、肃清一切残余土匪。为此,划出6个剿匪中心区:一是琼山西地区,定安、新民、澄迈交界地区,由第29团重点驻剿;二是琼山、文昌、琼东、定安、乐会交界地区,由第28团2个营清剿;三是澄迈、儋县、临高交界地区,由第31团6个连清剿;四是万宁、陵水、保亭交界地区及崖县、乐东交界地区,分别由第31团3个连清剿;五是儋县、昌感、白沙交界地区,由第30团2个连清剿;六是琼山、文昌交界地区,由第26团3个连清剿。各剿匪区由党政军群组织成立剿匪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步骤,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以发动组织群众,在军事上采取重点清剿,集中优势兵力,划定地区,实行反复清剿与长时间的驻扎搜剿;在政治上则展开政治攻势,揭露土匪的欺骗宣传,争取瓦解匪徒,孤立打击凶恶匪首;在对策上则实行镇压与宽大、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反复清剿搜剿,打乱其系统,各个击破,分头捕捉,一网打尽。各清剿部队于1951年1月1日统一开始行动,毙、俘匪特154人,使其投降187人,悔过自新74人;缴获重机枪8挺,卡宾枪、长短枪280支。同时还于1月13日俘获在昌江海尾港偷偷登陆的匪特18人。1月18日,中共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再次发出剿匪指示,督促海南等各地“限期肃清匪患”。

  第二阶段从1951年3月至5月。3月初,海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总结剿匪经验。会议在肯定前段剿匪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是个别部队有单纯军事的倾向,只强调军事进剿,忽视了政治瓦解,尤其忽视了发动群众、发动民兵,未能形成包围匪敌的汪洋大海;二是在对匪政策上,“宽大无边”,表现出软弱和右倾的倾向,使匪敌有空子可钻。会议要求:在下一阶段的剿匪斗争中一定要深入发动群众,发动民兵,实行军民共剿;要严格掌握政策,该杀的就杀,不能手软。会后,各剿匪部队主动加强同地方党委、政府的联系,普遍建立各地区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区乡为“清匪小组”),抽调干部组成清匪工作队、工作团,到各剿匪区,结合反霸、减租和土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展开群众性的清匪运动。有的地方乡村人人订立剿匪公约,举行剿匪宣誓;帮助部队搜山围剿匪敌;严格监控残匪亲属,知匪就报,见匪就捉,使潜藏的零星土匪无处藏身;发动组织自首土匪、匪属对残匪做劝降说服工作。在清剿散匪的斗争中,民兵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部队剿匪时经常有三四千武装民兵和群众随队进剿。定安县甚至有400多妇女自动追踪搜捕散匪。崖县望楼乡农村女青年苏来桂组织12人的妇女剿匪小组活捉恶霸、原国民党琼东县长韦迫煌。她们的事迹作为典型宣传以后,更加激发了群众的剿匪热情。

  在这个阶段的清剿中,琼山、澄迈、定安、新民边区和琼东、乐会边区等几个重点地区剿匪工作进展迅速。3月初,第27团6连全奸苏亚伊股匪19人;第31团1、2连全歼陈维秀、王有禄等股匪;临高县公安部队会同第31团联合出击,毙、俘薛道萱股匪40多人;第28团在琼东县全歼符志光股匪,歼灭在万宁县乌坡港登陆的匪特20多人。3月至5月,共歼匪28股、814人,缴获轻重机枪12挺、卡宾枪和各式长短枪600多支。

  第三阶段从1951年6月至7月底。这一阶段着重发动群众及组织民兵清剿残匪。经过2个月的清剿,几个重点区均按期完成任务。1951年上半年共歼匪1693人,俘“海南特区游击纵队”司令詹尊雯等匪首,重要的匪首已大部分落网,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至此,海南的匪敌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有了很大好转。

  1951年8月上旬,海南军区召开庆功大会,对海南剿匪成绩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

  在剿匪斗争中,琼崖(海南)区党委和剿匪部队注重发动群众,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剿抚兼施,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加速瓦解敌人;加强海防和边防建设,断绝岛内匪敌与岛外、海外的联系和经费、武器来源。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剿匪的顺利进行。海南剿匪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妄图依靠匪特作骨干,把海南经营成“反攻大陆”根据地的阴谋,巩固了南疆边陲,为新生的海南地方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

  海南岛解放初期,除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留下来的警宪人员、特务分子等伺机造谣生事、作乱破坏外,还有各种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土匪也在寻机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障碍。台湾国民党当局还派遣特务分子偷渡登岛进行武装骚乱。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动分子的活动更为猖獗,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积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图谋,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对新生人民政权活动,在群众中散播各种流言,扰乱人心。针对国内许多地区反革命活动猖獗的严峻形势,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1月2日和30日,华南分局先后发出《执行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的指示》和《执行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指出“广东所处环境复杂,解放较晚,反革命潜伏力量较大”,必须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并明确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具体要求、政策和纪律。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指示精神,海南区党委结合实际情况,决定从1950年12月至1953年7月,分三个阶段在全岛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类反革命分子。

  第一阶段,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6月,主要是发动群众,大规模地搜捕反革命分子。

  首先,镇反运动以“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统一计划,一致行动”的方式展开。海南区党委接到华南分局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后,先后3次召集高级干部讨论,研究制定周密的镇反计划,并派干部分赴各县传达上级的指示和区党委的决策。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1年3月底,海南区党委成立镇反委员会,由党、政、军和公安司法各部门以及各人民团体抽调人员组成。各县也成立镇反委员会和镇反小组。各级镇反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镇反的重要性、紧迫性,让群众明白镇反是巩固新生政权不可缺少的措施。海口市相继召开两次万人以上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露、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罪行,帮助广大群众认清反革命分子的本质。临高、昌感、万宁、定安等县都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控诉并报请海南区党委批准处决一批反革命首要分子。文昌、琼山等县的许多区乡也召开两三万人参加的控诉公审大会。这些活动,有力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激发了广大群众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勇气。其次,海南区各级镇反委员会认真执行审査名单和请示批准制度,严格审查反革命分子名单。在运动前,分区或分乡召集干部群众大会,提出杀、关、管的对象,深入搜集证据材料,交县委及海南区党委审核批准后,县、区再派出镇反工作组分赴各区乡负责执行,保证捕人审批权控制于县委,杀人审批权控制于海南区党委,确保镇反运动“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海南区党委还建立各县报告制度和上级督导巡视制度,及时了解掌握镇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保障运动健康发展。第三,海南区各级镇反委员会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运动开始时,既注意全党上下一致动员,又注意依靠和组织政治可靠的基本力量,严防泄露秘密、打草惊蛇,达到镇压首恶的目的。运动一经展开,又及时通过人民团体广为宣传,发动各阶层力量配合。在运动期间,密切注意交替地释放一批民事、刑事和罪恶不大的反革命分子,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经宽大处理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第二阶段,从1951年6月至1952年12月,主要是谨慎收缩、清理积案和追歼残余反革命分子。

  1951年4月,海南区党委指示各市县要在6月中旬完成积案清理工作。6月,根据毛泽东要求华南今后4个月停止捕杀、清理积案、总结经验的指示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海南区党委对镇反运动采取“谨慎收缩”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成立以公、检、法机关人员为主的清案小组,对运动中产生的积案进行全面清理;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使用逼供信和肉刑;着重打击罪大恶极、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11月,根据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彻底追歼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海南区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在过去捕杀反革命分子不彻底的县、区、乡,使镇反运动继续发展。

  第三阶段,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7月,镇反运动进入复查、补课的扫尾阶段。

  从1952年12月起,海南区的镇反运动进入扫尾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镇反案件的复查工作,对错捕、错判的,给予纠正平反。同时,对个别县镇反不够彻底的,坚决要求补课。至1953年7月,海南区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镇反运动,是海南解放初期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镇反运动,基本消灭了海南岛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海南各族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对共产党和新生政权更加拥护,精神更加振奋,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其他斗争

  取缔反动会道门。解放前,海南也有一些被旧中国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掌握和利用的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同善社、先天道、八层道、集食馆等,其中集食馆下有义友会、联友会、兄弟会、军民合作会、群麟馆等。有些组织由反动军阀、土匪、汉奸、流氓、神汉、民族分裂分子为头子。它们以烧香、拜佛、念咒、传经等名义,诈骗钱财、奸污妇女、毒害群众,扰乱社会治安。海南解放后,公安机关对这些反动组织的活动予以取缔和打击:一方面深入调查摸底,掌握情况,及时制止封建迷信活动;一方面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法制、移风易俗宣传,普及科技文化知识,选择典型案例,揭露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提高广大群众抵制封建迷信的自觉性。在打击这些反动组织时,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区别对待。对于反动会道门的168名首恶分子和集食馆183名利用封建迷信诈骗财物、残害人命、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惩处。

  反走私。海南解放后,为防范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1951年11月30日,在原海南行署公安总局边防科的基础上成立海南行署公安总局边防局,在沿海地区的11个市县设立43个边防派出所,配备公安干警740名,按照政务院《坚决制止和杜绝走私犯罪活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走私运动。1951年,全海南查获走私案件16宗,私货价值5.58万元。走私活动的主要手法,一是钻托运邮寄物品不检查的空子,将走私洋货以邮寄方式运进海南到黑市上销售;二是归国华侨利用海关、边检站检查不严和政府优待华侨政策的条件,采用特别器具或人身窝藏及拖带的方法,将私货运回,通过经纪人或亲友代销;三是沿海渔民以出海捕鱼为名,将海产品运往境外换回洋货进行走私,牟取暴利。针对走私活动的这些手法,海南行署和各市县政府除了实行与大陆相同的户口管理、特种行业管理、爆炸危险物品管理、枪支管理等制度外,还实行了居住通行管理、边民过境管理、船舶和渔船管理、边境前沿生产作业管理等一系列符合边境实际情况的管理体制,有效地制止了走私活动。

  加强出入境管理。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制定了《国内护照颁发使用办法》。海南公安处设立海口、三亚、八所公安检查站,对人出境管理区的人员、交通运输工具进行验证检查,堵截人潜匪特分子和偷越国境分子,查辑在逃犯罪分子。1951年7月1日,“国民党青年救国军总司令部”的7名匪特,从越南河内乘机船到海南东方县北黎港,登岸后步行3天到达榆林、万宁县。他们秘密策划了一个月组织“104军”,任命正副军长、师长、军政处长等人员70余名,企图进行破坏活动,被海南边防千警侦获。

  打击各种公共场所的违法活动。海南解放初期,一些公共场所如旅馆、公园游览区、商场、舞厅、音乐荼座、集市、群众集会场所等,既是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易于混杂其间进行破坏活动的地方,又容易发生挤死挤伤人的事故。按照1951年8月15日公安部公布的《公共娱乐场所暂行管理规则》,在海口、琼山、崖县、临高、昌感等地公共场所收容外来人口上万人,经审核查实,逮捕混杂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匪流氓和逃亡地主恶霸500多人,其余的经教育遣返原籍。在海口,抓获了国民党特务335人,逮捕私藏枪支案犯35人、贩毒吸毒案犯83人、打劫商民案犯31人、赌博贪污犯61人、屡教不改的娼妓62人、恶霸杀人犯43人,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犯罪活动,确保了公共安全。由于旅馆业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一些残匪、反革命分子藏匿在旅馆中,以店主、从业人员的身份,暗地里进行破坏活动。盗匪、地霸、小偷、流氓、暗娼、赌棍及其他不法分子也以旅馆为聚会和从事非法活动场所。有的店主甚至与这些违法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为了保障旅馆业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海南各级公安机关认真实施1951年公安部公布的《城市旅栈业暂行管理规则》,从1951年下半年对全岛各市县城镇347所(家)旅馆进行登记、整顿和改造,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制度。海南各级公安机关根据1951年7月7日政务院批准公布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认真清查收缴社会上散存的枪支弹药,进行全面审查登记,实行严格管理。

  四、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应朝鲜政府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承担起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

  海南区党委响应中央号召,动员全区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7月7日,海南区党委在海口市大同戏院召开府海地区乡级以上干部纪念七七事变大会,到会干部1000多人。海南区党委书记冯白驹作《对帝国主义挑战行为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的报告,号召各地机关、部队和各界人士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7月28日,《新海南报》、青年团海南工委等单位发起,在海南各地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各种宣传队相继出动进行宣传。

  志愿军人朝作战后,海南各级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时事学习,利用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农代会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宣传志愿军打败美国侵略军的战绩,戳穿美国纸老虎的真面目,驳斥所谓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大为振奋。海南各级党组织还把抗美援朝和土改、反霸减租、镇反、剿匪等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时事形势报告会、拥军优属会、控诉会、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大力宣传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影响。12月2日,海南协商委员会联合海口市各人民团体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对日媾和、释放日本战犯,企图扶植法西斯势力、扩大战争的罪行。12月8日,海南区党委发出关于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通知指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27日宣布以海陆空军支持李承晚,以海军控制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这是国际形势的大事,望各级党委组织力量,动员群众,开展签名运动,抗议美国的侵略。海南全区各地各界群众通过报纸、广播、墙报、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忆苦思甜,控诉美国侵略的罪恶行径,提高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12月29日,在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后,海南协商委员会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号召海南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巩固国防,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到底。1951年3月8日,海口市、文昌县的文城镇、琼东县的嘉积镇、万宁县的万城镇都举行了1万多名妇女参加的反美示威游行。万宁县有的妇女自带干粮从5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到县城参加反美大会和游行。工商界、学生、农民等纷纷组织反美游行。海口市一些原来美国人、法国人办的学校、医院也纷纷发表反美宣言。海南社会各界和各族人民群众都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4月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海南分会成立,李英敏为主席,吴乾鹏、史丹、范会国为副主席。各市县相继成立抗美援朝分会。此后,海南全区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发展。在筹备“五一”大游行时,普遍发动群众控诉美日罪行,订立爱国公约。海口市、琼山县组织了5万人参加的游行,其他县城也组织群众游行,参加的人数共有30多万。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原计划招兵700名,结果参军的人数超计划一倍以上。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了,生产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海南纺织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两个星期就完成过去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机修任务。一些县动员群众修路,群众踊跃参加。乐会县原准备一个月修完的路,由于参加的人数多,仅7天就完成了。修筑海口至榆林公路,全岛就动员了70万人参加。

  6月16日,海南区抗美援朝分会召开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总会关于推行爰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会议决定:(一)广泛推行爱国公约运动,要求各县(市)认真地迅速订立爱国公约;(二)开展捐献飞机、坦克与大炮运动,号召海南人民捐献一个中队的飞机(9架),大炮2至5门,共需要人民币150万至200万元,原则上每户捐献2元;(三)做好优抚工作,经常宣传和督促检查。会后,琼山、文昌、临高、澄迈、定安等县均组织捐献飞机活动。海南协商委员会也动员群众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同年上半年,海南医务工作者成立中南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广东分会海南支会,组织11名医务人员参加志愿医疗手术队。

  10月23日,海口市各界人民代表在南方大学海南分校集会,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到会的有海南区及海口市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及部队、机关、团体、工人、学校代表80多人。冯白驹在会上作《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各群众团体、各机关组织慰问队,慰问当地解放军伤病员及荣誉军人。

  至12月,全区参加反对美国侵略游行示威的有126.23万人次,拥护和平公约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签名有145.55万人,参加控诉会的有81.12万人,订立爱国公约的81.93万人,召开各种抗议会议8.94万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区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捐款捐物,许多家庭将保存多年或祖传的锒元和金银器具拿出来捐献很多妇女将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等陪嫁的首饰也捐献出来。琼山县东新乡为响应县政府提出的“捐献人民号飞机”的号召,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积极性,12月在沙豆村举行了捐献擂台赛,仲恺村、沙豆村等东营渔港一带的7个村庄积极参加。仲恺村代表在擂台赛大会上宣布,仲借村的捐款一定比其他6个村的捐款总额多1元。结果,其他6个村捐了5000多元,仲恺村捐了1万元①。仅琼山县就捐款19万元、金耳环856对、金戒指1059只、金发夹704个、黄金114两、银元5927枚、耕牛78头、山羊198只、生猪25头。自6月1日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以来,全岛捐献总额达263.84万元,超过原认捐任务的23%,其中捐献飞机12架、大炮6门。

  1952年3月14日,海南协商委员会联合海南区党委、民盟海南分部、青年团海南区工委等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2月24日和3月8日的严正声明,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6月23日,海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出致敬电,庆祝朝鲜反侵略战争两周年的伟大胜利。10月25日,海南协商委员会根据抗美援朝总会的通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发动海口市各界代表500多人举行庆祝大会,并发动机关、团体召开形式多样的庆祝会、座谈会和演讲会,广泛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揭露美国的罪行。同一天海南协商委员会组织各界代表慰问队前往海南军区慰问解放军伤病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向解放军和中朝部队发慰问信、慰问卡400多件。

  抗美援朝运动在海南轰轰烈烈地开展,激发了海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调动了人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海南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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